混合所有制之路該如何走

混合所有制之路該如何走

2016年06月20日 10:51:00 瀏覽量: 來源:《非公有制企業(yè)黨建》雜志 作者:孫永劍

　　劉迎秋

　　2007年-201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單列一條進行闡述，給人們留下了廣闊的討論空間。如何促進混合所有制的健康發(fā)展，使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共存共贏共發(fā)展?讓各種創(chuàng)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研究員在接受記者專訪時，作了詳盡闡釋。

　　記者:混合所有制如何保證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共存共贏共發(fā)展?

　　劉迎秋:從理論邏輯角度看，混合所有制企業(yè)里的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共生、共存、共贏、共發(fā)展，是毫無疑義、必然的和不容置疑的。但從經濟實踐角度看，混合所有制經濟體里的不同資本能不能共生、共契、共贏、共發(fā)展，關鍵在于如何保證不同資本同股同權同酬。比如，國有資本在這個經濟體里的股權占90%，民營資本股權占10%，那么，在決策權和利潤分配上，國有資本分別占90%，民營資本分別占10%，比例內在一致，就是符合同股、同權、同酬原則，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比如，國有資本的股權占90%，但決策權和利潤分配權卻要占到91%，那就意味著存在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酬，即決策權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平。

　　混合所有制說到底就是股份制。因此，凡是適合于股份制的原則，都適用于混合所有制。如果認為混合所有制就是不管產權關系是否清晰的所有制“大雜燴”，說它就如同把各種不同的水倒進同一口大缸，然后“攪和”一下，讓它們“混合起來”，就是所謂“混合所有制”了，那是不確切和有損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踐的。

　　記者:在融資渠道上，參與到混合所有制經濟體中的民企能否分享到國有企業(yè)的融資渠道便利?未來民營銀行大量出現，會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產生哪些促進作用?

　　劉迎秋:只要堅持同股同權同酬、合作共贏、榮辱與共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參與到混合所有制經濟體中的民營資本就一定能夠分享國有資本擁有的融資渠道及其便利，從而有助于解決曾經長期困擾民企發(fā)展的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

　　混合所有制經濟體本質上是不同產權主體的利益共同體。在這樣一個利益共同體內，不存在一份股權對另一份股權的歧視。所以，本質上，參與到混合所有制經濟體中的不同產權主體，必須是同股同權同酬、合作共贏、榮辱與共的和同等享受同一融資渠道與共同支配同一經濟資源的。

　　未來民營銀行大量出現，既有助于民營經濟發(fā)展，也有助于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fā)展。因為，民營銀行的大量出現，有助于促進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充分競爭。競爭既會產生效率，又會促進和諧，因此，有助于企業(yè)融資成本的下降。不僅如此，民營企業(yè)參與興辦民營銀行，還有助于拓展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空間，促進和實現產業(yè)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把產業(yè)資本融資上存在的外部性內部化，并由此直接促進民營企業(yè)的成長與發(fā)展。

　　記者:在我國現有條件下，能否順利實施混合所有制，主要的困難有哪些?有利條件有哪些?

　　劉迎秋:這里首先需指出一點，即“混合所有制”不是今天才開始有一個概念，也不是今天才著手實行的一種改革措施。根據《經濟參考報》的一篇報道，我國現有央企110多家，其中70%已經是混合所有制了。這就是說，我國已經有了這方面的實踐和探索，而且也已經取得了一些經驗，當然也發(fā)現和遇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如前所述，所謂混合所有制，其實就是股份制。《決定》單列一條，強調“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不僅為不同所有制經濟的未來發(fā)展指明了方向，而且還具有從“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fā)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zhàn)略判斷”角度催生經濟發(fā)展內生動力的重要意義。實踐證明，無論是單一的國有制、單一的公有制，還是單一的私有制，都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不能適應現代信息社會迅速發(fā)展的要求，不能適應現代生產方式進一步變革進化的要求了。因此，必須通過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來滿足現代社會更大、更快發(fā)展的要求。這是人類社會不斷進化在產權關系上的一個必然表現。

　　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關系并不是沒有任何困難的。市場經濟既是交換經濟，更是法治經濟，因此必須以產權明晰、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如果產權不明晰、歸屬不清晰、權責不明確、保護不嚴格、流轉不順暢，就無法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結果也就不可能建立和發(fā)展現代市場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和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顯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雖然我們已經認識到市場對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決定性作用，雖然我們還普遍認識到“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guī)律”，但是，真正尊重市場，真正承認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真正尊重和實現平等競爭，真正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fā)，讓一切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卻非易事。要真正達到這樣一個要求，還面臨眾多困難。比如，政府管理部門能否成為積極配合市場進行資源有效配置的服務主體、管理主體、指導主體?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均意味著原來的那些利益固化的藩籬就要被沖破，原來的那些尋租機會和行為就要被制止，可能得到的那些額外“租金”就要被消滅，因此，就一定會傷害一些人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實際上既是阻礙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也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當然，更是阻礙混合所有制經濟發(fā)展的。

　　那么有利條件有哪些呢?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盡早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條件。我們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的決定，有一個全面的推進，有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教科書(即《決定》)，我們就有足夠的條件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沖破各種利益固化的藩籬，在實踐的探索中正確有效地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