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中國G20事務協調人暢談杭州峰會

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

第一任中國G20事務協調人暢談杭州峰會

2016年07月30日 09:53:53 瀏覽量: 來源:浙江日報 作者:裘一佼

　　作為第一任中國G20事務協調人，從2008年到2010年，何亞非親歷了G20從一個部級磋商機制走向一個代表全球治理新風向的峰會的過程。

　　如今，G20峰會已經舉辦了10屆，今年的舉辦地是他的家鄉，浙江。在“G20與中國”國際研討會現場，何亞非接受了浙江日報記者的專訪，并暢談他對G20杭州峰會的期待。

　　面對國際期待的中國姿態

　　記者:G20杭州峰會越來越近，就目前各國的反應來看，就您的觀察，國際社會對此次會議的呼聲最高的期待是什么?

　　何亞非:中國已經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今年又以主席國的身份辦G20峰會，我今天演講中提到的三個挑戰，其實也是國際社會最主要的三個期待:

　　第一，期待中國能夠推動G20帶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低迷的困境。現在世界經濟情況不容樂觀，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把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不斷降低。當然我不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一般認為危機的恢復需要5至7年，但現在已經8年過去，還是長期低迷，各國期待中國作貢獻，除了自己的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外，能夠給大家出出主意。

　　第二，希望中國能在推動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的行動，讓它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臺，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執行能力。G20成立之初就是一個應急機制，應對金融危機，但它同時又是一個全球治理長期性的機制，需要實現從“救火隊”到“指導委員會”性質的定位轉變。

　　第三，希望中國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的改革，讓其更加公平、公正、合理。

　　記者:回應這樣的期待，中國如何發揮主席國的領導作用?

　　何亞非:我們可以著眼于這個峰會的主題，就是世界經濟的強勁、包容、可持續發展等等，就是怎么樣能夠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這方面首先要解決的是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的協調。現在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貨幣政策，其實是互相踩腳，要讓G20解決協調問題，讓財政部長、央行行長的磋商機制真正發揮協調作用。另外在具體政策上，要重視就業和增長的關系，特別是青年的就業。去年，聯合國制訂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到2030年要完成。G20需要帶頭，制定更細化、高標準的國別方案，我覺得中國已經在做了。

　　中國智慧描繪世界藍圖

　　記者:您提到自己經歷了G20頭幾年的風風雨雨，在G20的歷史上，中國作出了什么貢獻?此次成為主席國，中國有怎樣的優勢?

　　何亞非:從G20的歷史上來說，特別是頭三次峰會，華盛頓、倫敦、匹茲堡三次峰會，應對金融危機，中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比如華盛頓峰會是2008年11月中旬召開的，在11月初中國做了一件事情，率先推出了4萬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措施，帶動了G20成員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措施，提振了市場的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機的蔓延，這是中國所做的。又比如，2009年4月初的倫敦峰會，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概只有3000多億美元的救助資金，G20成員包括英國、美國等都想擴大資金的盤子，中國從世界經濟的角度出發，從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發，發揮大國的擔當精神，承諾購買不多于500億美元的貨幣基金的債券。中國帶了這個頭以后，其他成員國很快在倫敦峰會共形成了1.1萬億美元的救助盤子，又一次穩定了世界經濟的信心。

　　對于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2008年的金融危機把西方國家賴以支撐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理論給打破了，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國內治理的成功經驗，它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的保證，對世界各國來說，特別是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可以供選擇的新的發展模式，新的發展道路。特別是中國最近提出的新的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更加凸現了中國的智慧。

　　記者:您認為中國智慧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那么，目前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有一股強大的“反全球化浪潮”，比如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的盛行，那么像G20杭州峰會以及中國對“一帶一路”、亞投行的倡導，中國智慧如何應對反全球化的挑戰?

　　何亞非:中國提出的這些新的國際合作方式，其實已經考慮到了你所提到的問題。因為現在反全球化力量不僅僅是思潮問題，已經體現在各國的左右翼政黨力量上升，我認為這將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進而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之前全球化在帶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配不公等負面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重視發展問題，比如中國倡導“一帶一路”，把東亞和歐洲兩個經濟區連接，通過5條經濟大走廊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聯通起來，共同富裕、共同發展，通過發展戰略對接，解決世界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而且中國今年在G20杭州峰會議程上一個特別重要的議題也是發展。可以說，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整體的發展，世界經濟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談全球治理也會是空談，所以我們要聚焦、要花大力氣來解決發展問題。杭州峰會可以在這方面多花點力氣。

　　如果2008年華盛頓峰會是G20面對金融危機的轉折點，那么杭州峰會會成為G20歷史上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推動G20轉型、繼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轉折點。從中國提出的主題和議題來看，我相信中國會發揮真正的領導作用，雖然會議的結果也許不能一下子實現，需要分層次、分目標實現，但它一定會為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治理繪出藍圖、制訂路線圖。

　　放在世界的目光中看自己

　　記者:舉辦過G20峰會的城市有10個，杭州是第11個。最近國家發改委發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杭州的定位是“大城市”。您認為G20峰會的舉辦，為杭州的城市發展提供了怎樣的契機?杭州又該如何把握?

　　杭州處在浙江這樣一個多種經濟比較活躍的省份。浙江經濟的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創新能力比較強，思想也比較解放，杭州在其中也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從國內來看，浙江、杭州走在全國前列;同時，浙江經驗、杭州經驗也代表著中國經驗，對世界帶來很多創新的想法。在國家層面的戰略中，至少有兩點杭州是相當契合的，比如說“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當然還有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成為國家重點改革的落地城市。

　　在我看來，杭州還可以做更多。杭州要放在世界的目光中看自己，一方面杭州的故事讓世界看到中國發展的實例;另一方面G20對杭州是個啟示和推動。我們應該充分重視城市的作用，因為城市是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節點，貢獻了大多數的GDP。城市可以做什么?城市和城市之間可以聯合，成為一個網絡，比如舉辦過G20峰會的世界各大城市，也可以考慮聯成網，看看G20峰會達成共識的理念和方案能否先在一個城市得到落實。

　　記者: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在此形勢下，如何看待舉辦G20杭州峰會與中國落實“十三五”規劃、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系?

　　何亞非:G20來到中國，就是國際社會普遍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中國現在正處于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關鍵時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是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屆時人均收入可達1萬多美元，這也是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的界限，實現這一目標就是跨越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一方面要推動全球化、推動改革開放;另一方面要身體力行，避免全球化的弊端，這是中國的責任。所以G20杭州峰會和我們的發展目標和規劃都是契合的。G20還使中國的大國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在政治上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過去在經濟上發言權不夠，G20恰恰是個很好的切入點。中國成為G20重要成員，引領G20真正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在經濟規則權的制定方面就有了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