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多黨合作制度建立之初心

勿忘多黨合作制度建立之初心

2016年10月20日 09:31:22 瀏覽量: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周淑真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當代中國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治基礎，也是多黨合作制度建立的標志。共產黨的領導和多黨派的合作是我國政黨制度互為條件的兩大要素，執政黨和參政黨互為支持，構成多黨合作的制度架構，具有區別于其他國家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民主黨派產生發展的歷史特點，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邏輯，歷史發展中體現的道義得失和人心向背，提醒我們面向未來，勿忘多黨合作制度建立之初心。

　　民主黨派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特點

　　首先，中國的民主黨派是在國共兩黨的對立、合作與斗爭過程中產生的，民主是它們的共同追求。在國民黨一黨訓政的政治體制下，民主黨派以民主的方式、和平的方法去追求民主的權利，“以言論以理性去活動，去爭取大眾的同情擁護”，培養中國政治上的民主勢力。但是在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統治之下，仍然不能擺脫被鎮壓、組織被宣布為“非法團體”、黨員被監禁被迫害、黨的領導人被暗殺的厄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和發展，沒有中國共產黨以武裝革命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斗爭，民主黨派的產生和發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方面各民主黨派各自有所不同，但是在民主、抗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等根本問題上，在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國家獨立的政治目標上，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是完全一致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共同政治目標上，都是相互支持的政治力量。

　　第三，我國民主黨派的產生和發展命運，是由中國社會當時的階級狀況和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的。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而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間階級。各民主黨派就是廣大的中間階級和階層的政治代表。這些階級和階層由于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勢力的壓迫剝削，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反帝反封建要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領導革命的斗爭中，也迫切需要爭取聯合中間階級和階層，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便徹底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各民主黨派就是在這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經過長期的孕育，在抗戰時期和抗戰勝利后的兩個中國之命運決戰時期形成的，由此決定了民主黨派同共產黨之間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的基本態勢。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邏輯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在民主革命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對于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黨制度，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與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治體制的斗爭中均有所思考和嘗試。共產黨認為，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過程中，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毛澤東提出:“抗戰是由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的合作來支持的。”共產黨在政治上團結各民主黨派，在政權建設上、在政權機關包括參議會的人員構成上實行同民主進步人士合作的“三三制”政策，是共產黨在政權中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開端。1944年9月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訓政制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得到各民主黨派的廣泛響應。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抗戰后期和抗戰勝利后各在野黨派的一致呼聲，也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可見聯合政府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蘇俄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這樣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決“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

　　民主黨派的創始人大多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他們有淵博的政治知識和豐富的社會閱歷。如張瀾、黃炎培、梁漱溟、沈鈞儒、馬敘倫、王紹鏊等不僅是民國初年議會多黨政治的參與者，對多黨制在中國的悲慘命運有深切的體驗，而且又親受國民黨一黨專政之迫害，對國家政黨制度和前途命運有獨到的思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是民主黨派的基本政治共識。如民盟提出，民主的意義隨著時代的進步在演變進步，民主制度亦隨時代在演變進步。“中國民主同盟在中國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絕對不是，并且絕不能，把英美或蘇聯式的民主全盤抄襲。我們要依靠英、美、蘇的經驗，樹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

　　多黨合作制度建立所體現的道義得失和人心向背

　　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被稱為“舊政協”，會議前后為爭取和平民主開展的斗爭及其體現的道義得失，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政黨關系和各種政治力量消長，而且對以后中國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舊政協前后與民主黨派的公開合作，使中國共產黨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多黨合作的方向和意義。1949年1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建立，“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因此可見，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建立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成為民主革命的奮斗目標。

　　當1948年中共《五一口號》發表后，新政協運動首先在香港開始，此后中共地下黨組織護送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陸續秘密北上，籌建新的國家政權。各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既是對他們光榮斗爭歷史的政治總結，又使它們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不可分割、有機構成的重要部分。歷史的邏輯把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理論原則發展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成為執政黨，各民主黨派也由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在野黨轉變為與中共通力合作的參政黨。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6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和參政黨互為支撐的政黨制度結構，是當代中國政黨政治區別于西方國家政治的突出特點。面向未來，多黨合作制度的健康發展，必須不忘初心，主要體現在:一是當時國民黨的政治專制、貪污腐敗、組織渙散，與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奮斗，廉潔為民，“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用力”，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二是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問題上獲巨大成功;反之國民黨對人民大眾和民主黨派竭盡鎮壓迫害之能事，導致政治和軍事的大潰敗;三是共產黨真誠地與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合作，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在與民主黨派的合作中切實貫徹民主原則，協商建國，民主建政。重溫歷史，這些精神和原則都是應該發揚光大，努力堅持和不斷完善的。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政黨理論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專家　周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