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東方主義”轉向“東方法律主義”

從“法律東方主義”轉向“東方法律主義”

2016年11月04日 15:24:25 瀏覽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魏磊杰

　　愛德華·薩義德在其開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東方主義”這個術語來表示西方建構出來的用以理解東方的認識體系，以之突出西方的優越性。雖在近代早期曾出現過正面的東方主義，然而伴隨西方文明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這套話語漸趨與秉持歐洲中心觀的現代性意識形態合流，并開始共享基本相同的理論內核。一些西方學者將“東方”(包括中國、印度以及伊斯蘭國家等非西方地區)化約為一種被動的客體，而“西方”則是在認知意義上高人一等的主體。相應地，所謂的現代性表述則不僅將自身置于現代與傳統的縱向時間關系中，而且還要置于西方與非西方的橫向空間關系中。在這種由現代與傳統、文明與野蠻、西方與非西方所建構的二元“價值等級制”中，正因為劣等“他者”的存在，才可凸顯與界定優等“自我”的身份、利益與偏好。近乎依循類似邏輯，美國學者絡德睦的《法律東方主義:中國、美國與現代法》一書便是肇始于對一項廣受認同的文化預設的考察:法律與中國之間存在一種對立的關系。而這種往往未被言明的預設顯然根植于此等東方主義觀念的基礎之上:中國是傳統的，美國則是現代的;既然法的產生乃是現代性的象征性標識，那么在過去五百年中未被西方認可進入“現代”的中國自然是無法的。換句話說，作為現代性子話語的西方現代法話語霸權亦是建構在具有天然劣根性的“他者”(往往是東方)基礎之上得以成就的。

　　中國是沒有法的——依循法律東方主義話語得出的此等論斷，肯定會讓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感到匪夷所思。然而事實上，這種認知不僅為一些西方人所潛在秉持，而且亦早已內化于中國某些法律人的心中。舉個例子，多數法律人在大學之時肯定學過某些“中國民法學”的教材，但其中所談的真的是“中國的”民法嗎?最初幾頁可能講到古代中國有些民法，但卻非我們平常所說的民法。然后接著講法律行為，講權利主體、代理、時效等，然而這些東西是中國的民法嗎?它們本質上只是在中國本土講授的西方民法而已。換言之，“中國民法”并不是“中國的”民法，而是清末變法以來舶自“西方的”民法。對此，中國法學史學者可能會做出辯解:中國當然有法，歷朝的各種法典，難道不是法?不僅有法而且還有民法，戶、婚、田、土、錢、債，這些都是民法。然而，平心而論，在早已西化的法觀念中，中國的法律人難道真的認為那些文言文寫就的東西屬于他們心目中的“民法”嗎?對此，不少人恐怕會給出否定的答案。如果將推定中國無法的西方觀念稱之為一種“法律東方主義”，那么這種將西方的此套話語內化于心并進而形成某種政治無意識的觀念便可謂一種“法律自我東方主義”。

　　不難看出，現代性話語引發的必然結果是，社會處于何等樣態的定義權、社會應朝何等方向發展的確定權以及如何發展的闡釋權完全掌握在話語的建構者手中，而這些建構者的思維往往根植于其所篤信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的基礎之上。法律東方主義亦不例外，其造就的終極效果便是:作為主體的西方觀察者可以聲稱擁有對于中國法的最終詮釋權。簡言之，在這種話語的作用下，中國永遠是無法的，中國永遠都是缺法的，永遠需要西方向中國提供“法”與“法治”，直到有朝一日達到西方設定的標準。特別在當前，在法治被普遍認為是現代政治議程核心組成部分以及踐行法治成為一項絕對政治正確的情勢下，這種經過話語建構起來的不對等格局就被順理成章地生產了出來:作為東方的你，永遠是我先天不足的客體;而作為西方的我，永遠是你需要仰視的主體。只要法律東方主義堅持“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西方觀念，則東西之間不平等的主客權力格局便不會發生根本更易，西方將會一直保有理解所謂法律“真實”的鑰匙，把持宰制東方的意識形態“霸權”。

　　一些傳統觀念認為，現代性可被看作一種歐洲的產物，然后從歐洲向外傳播，進而征服了世界，并按照歐洲的模式重塑了世界。然而，這一關于現代性歷史的解讀被認為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目的論，在今天已經受到許多人的摒棄。無論是索薩·桑托斯鼓吹的“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汪暉倡導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還是烏戈·馬太提出的“反法治的法治”，在本質上可謂異曲同工，批判的對象皆是當前仍處于支配地位的現代性/法的意識形態霸權。這種霸權本身是一種壟斷性的構造，不對其進行反抗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就是簡單地否定，更不意味著在破除一種蒙昧主義的同時進入另一種蒙昧主義甚或徑直倒退到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只是將原有單一的現代性、全球化、法治加以地方化、歷史化與問題化，最終以求在阿里夫·德里克所言的取代“歐洲現代性”的“當代全球現代性”的基礎之上，成就行為者自身的主體性。對于未來的中國而言，就是如何實現從“法律東方主義”(Legal　Orientalism)邁向“東方法律主義”(Oriental　Legalism)的話語反轉。

　　何謂東方法律主義?簡單地說就是重新建構一種新的理解法律與法治的話語與觀念，喚醒東方，使得東方重新獲得它的主體性，重新變成一個有法的主體，以此作為克服和超越法律東方主義的一種可能的途徑。當代中國對人類法治文明的尊重以及對人類法治文明的貢獻，決不在于亦不能以全盤認同西方鼓吹的法治模式為基礎而參與對法治主題的泛化討論，也不是通過取悅和確認歐美的法律文化霸權來構建殖民/后殖民敘事的聲音，相反，是在于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法治樣態并有效實現社會治理，以求最終成就與西方文明進行對等商談的主體資格。

 作者:廈門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