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陽明學的根本精神和當代意義

論陽明學的根本精神和當代意義

2016年12月17日 10:15:27 瀏覽量: 來源: 作者:吳光

陽明學的定位與理論結構

　　所謂“陽明心學“，就是以“良知”為德性本體（心體），以“致良知”為修養方法，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以“明德親民”為治道根本的“良知心學”。

　　陽明良知心學是合道德、倫理、政治為一體的哲學思想體系。其基本理論結構分為四大部分：一是以“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為核心命題的“良知”本體論；二是以“致良知”為主旨的修養方法論，強調“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三是以“知行合一”為特色的實踐工夫論，強調“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四是以“明德親民”為治道之體用的民本政治觀，強調“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親民”宗旨。

陽明學的根本精神

　　那么，陽明學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我認為，明代理學的根本精神在陽明，而陽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這個“良知”精神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王陽明詩云：“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圣門無口訣，良知二字是參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這些都是概括王陽明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的話語。所以“良知”是心之本體，是進入圣門的秘訣，是知是知非的知識心，又是知善知惡的道德心。這正是陽明學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陽明學的人文精神表現在哪里？我覺得主要表現在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的修訂。因為朱熹《四書集注》中的《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陽明就根據《大學古本》把“在新民”改為“在親民”。這個“親民”就像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親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說的“安百姓”。這么一種重民生的精神，這集中體現了王陽明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也貫徹在他的儒學實踐中。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陽明雖然與朱陸有差異，但他力主折衷朱陸，并主張會通佛老。他也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東西。我曾經在陳鼓應先生主編的《道家文化研究》上發表一篇文章，題名《試論王陽明與道家道教的思想聯系》，探討了王陽明與道家文化的關系。也有學者（如龔鵬程教授）研究王畿，說其“四無”說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道家的影響（見龔著《晚明思潮》）。我覺得言之有理。盡管王陽明折衷朱陸、會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我覺得這種折衷會通的精神卻是應當大力發揚的。它實質上是一種“和而不同”、“多元和諧”的精神。

　　第四是力行實踐的精神。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認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這指明了“知行關系”中，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黃宗羲解釋說，“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所以，我們也可把王陽明的“致良知”概括為“行良知”，強調的是“力行實踐”。

陽明學的當代意義

　　陽明學的當代意義，我們可以從其根本精神加以體會。

　　第一，陽明學確立以道德良知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于救治當今社會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物欲橫流的非人性化弊端無疑是一劑對癥良藥。現在很多人都開始認識到王陽明致良知的當代意義，重新加以解說。在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我們更應該強調“適度的可持續性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其實當前社會發展更重要的生態問題是要重視人文素質的提高。我們要多提倡一點“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我們要提倡“多元和諧”發展觀，提倡“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要樹立正確的義利觀與發展觀。尤其是當今人欲橫流、良知被障蔽的社會現狀下，作為弘道之士，更有責任去彰顯人人自具的良知，啟發人們的道德自覺，以求澄清吏治，凈化風俗。

　　第二，陽明學提倡“親民”、重視民生的思想主張，在當下尤其顯得重要。我們這個時代實際上還處在后啟蒙時代，需要強調人性解放與思想解放，需要高揚人民的主體作用。毫無疑問，從王陽明到黃宗羲的“親民”、“民主”思想對于現代中國走向民主仁政的政治改革與治理模式也是有借鑒作用的。我還在當代儒學創新問題上提出了“民主仁學”論，主張建立“以民主仁愛為體，禮法科技為用”的新體用論，其思想的源頭之一就是從孔孟的仁學仁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明德親民”、黃宗羲的“行良知”和“民主君客”思想繼承而來的。

　　第三，陽明學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體現了一種多元和諧的文化取向，為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溝通提供了歷史的借鑒。現在我們學術界比較活躍，有主張全盤西化，引進自由主義的學說；也有主張全盤東化的，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我既反對“全盤西化”論的自由主義主張，也反對“中國世紀”論的民粹主義主張。我們中國人不要在全球化潮流中迷失方向，而應在順應世界潮流時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與制度自信。所以，我提出“多元和諧”文化觀，也是從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陽明的“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啟示的。

　　第四，陽明學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為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現在我們有些官員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毫無“敬畏”意識，“知”與“行”完全脫節，其結果是失去民眾信任，怨聲載道，最終身敗名裂為天下笑。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行良知”和“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隊伍的民主廉政意識與道德人文素質。

　　總之，我認為，陽明學并不是僵死的學問，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實踐意義的鮮活文化。我們應當深入發掘并加以發揚光大。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