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廉潔傳統根基深厚

中華文化的廉潔傳統根基深厚

2017年03月20日 16:36:33 瀏覽量: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緒義

　　衡量一個民族文化是否優秀，一個關鍵指標就是看這個民族是否有一股強大的自潔勢能。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綿延三千年，至今依然成為全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這種文化的自潔素養與廉潔自覺、自信和自律能力起著重要作用。

　　清官情結正是一種廉潔自覺，因為這種清官情結本身就包含了守法意識在內

　　中華文化的廉潔意識從何而來?其答案就在于去污自潔、免于腐敗的廉潔自覺。這既是我們民族廉潔素養的歷史存在，也是民族自覺的文化根基。早在戰國時期，這種廉潔自覺就顯露出來。《周禮·天官·小宰》說：“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現在看來，這“六計”也就是“六廉”，即以善能、高效、謹慎、公正、守法、明辨為“廉”。此之謂“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這不僅對后世的吏治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而且也可以說開啟了民間的清官情結。

　　說到民間的清官情結，現代人或許不屑，或以為清官靠不住，只是民眾的心靈寄托，只有制度才最可靠，卻不知，再好的制度都離不開人，沒有好官，制度如何延續?此其一。其二，清官情結正是一種廉潔自覺，因為這種清官情結本身就包含了守法意識在內。做一個清官不僅是許多士大夫的志愿或自詡，也是民眾普遍的社會心理訴求。這直接影響社會政治生態，也影響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

　　歷史上，確實不乏奸臣當道的時期。然而，這些貪官污吏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相反，歷史上一大批清官廉吏，卻永遠活在民眾的口碑之中。清官們“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秉德無私參天地兮”而名垂史冊，照耀著中華文化燦爛星空。這就是一種廉潔自覺。它不僅體現在官場，而且深深扎根于民間。多少書香人家甚至底層百姓的家訓族規，都書寫著一個“廉”字，告誡子孫不可與貪字沾染，后代犯貪贓罪者可開除族籍，不許入祠堂，不是賢子孫。這不僅是一種無形的道德壓力，也是一股強大的廉潔自覺意識。

　　儒家傳統中，還有一個詞將廉潔自覺化為一種工夫，這就是“慎獨”。《大學》是這樣解釋“慎獨”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通俗的理解便是，當一個人獨處之際，要有一種高度的道德自覺，做個意念誠實之人，不管是群居之中，還是獨處之時，都不能自欺。“慎獨”這門工夫，切中了社會普遍的從眾心理，就是在沒有直接強制的要求或壓力下，個人依從于群體的行為表現。這種從眾心理正是官員腐敗的直接動因，是一種可怕的社會心理泥潭。“慎獨”二字正好把官員從這種社會心理泥潭中拔出來。

　　宋代一位長期擔任基層官員的理學家周敦頤更是將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大力張揚出來，“官清贏得夢魂安”，將中華文化“去污自潔”的免疫自覺刻在我們民族的脊梁上。更難能可貴的是，如周敦頤者，既不是達官顯貴，又不是功臣名將，但是卻能在死后不久，被朝廷配享孔廟，享受世代祭祀，極大地張揚了民族文化中的廉潔自覺精神。

　　天下情懷，是中國廉官文化最具特色的傳統

　　如果說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那么，廉潔自信則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土壤。

　　廉潔自信是對廉潔這一社會價值觀的自信和力行，來自于去污自潔、免于腐敗的廉潔自覺，夯實了廉潔文化的深厚根基，轉而化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

　　莊子說：以天下為籠，則雀無所逃。同樣，一個人若胸懷天下，那還有什么可怕的呢?三千年來，傳統文化中的天下情懷培養了多少仁人志士的擔當之志。屈原說：“定心廣志，余何所畏懼兮?”胡安國說：“有志于為學者，當以圣人為則；有志于從政者，當以宰相自期。除此，不足道也。”王夫之說：“人之所以異于禽者，唯志而已矣!”將人和禽獸的差別歸諸“志”，從而開啟“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別樣人生。魏源說：“功名待寄凌云閣，憂樂常存報國心。”曾國藩說：“大丈夫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左宗棠說：“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當然，這并不是說說而已，上述人物無不將畢生精力付諸他們的天下之志，為歷史樹起了一片碑林。可以說，天下情結，是歷史上志士仁人成功的命門；天下情懷，是中國廉官文化最具特色的傳統。

　　志在天下，就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敢于舍棄個人私利，不懼腐敗勢力，以一種家國情懷擔當起嫉貪如仇的赤子報國精神。以湖南為例，從晚清到民國，再到共和國，這二百多年來，涌現出無數一生以求道為人生最大奮斗目標的清廉人物，形成中國區域文化版圖中最具特色的省份。從“廉不言貧，勤不言勞”的左宗棠，到“居官廉靜寬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際艱危，維持大局，毅然擔當，從不推諉，有古名臣風”的劉坤一，上百個湘籍督撫、統兵大員貫穿了晚清最后幾十年，形成一道湖湘味濃厚的廉官人才群體風景。從“為民國名韁利鎖皆可拋”的黃興、淡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蔡鍔等民國元勛，到“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毛澤東等湘籍中共領袖，書寫了中國二十世紀最光輝的史詩篇章。湖南如此，其他區域也有著類似的歷史風景。

　　從廉潔自覺到廉潔自信，正是廉潔文化傳統對民族文化心理的強力支撐，“民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為官之道，以廉安身，以廉立命。不僅增添了中華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更讓后來人看到廉潔的榜樣力量，確立起廉潔自信，從而戰勝了一個又一個腐敗分子。那種高蹈的自信和崇高的使命感驅使著廉官把使命看得比生命還重。

　　正是先憂后樂這一文化美德促使廉潔自律成為歷史的主流

　　從自覺到自信，再到自律，是一個天然的邏輯過程。中華文化恰好擁有這樣一種廉潔血脈。有了廉潔自覺和廉潔自信，才能堅定廉潔自律。主要表現在先憂后樂的民本情懷和艱苦樸素、清儉自持的廉潔品格。

　　憂患意識本是中華文化中有著悠久歷史的寶貴傳統，發展到宋朝凝結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先憂后樂”的岳陽樓精神。岳陽樓精神中呈現了兩種不同的處世態度，一是“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二是“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一種是“以物喜”，“以己悲”，是以個人得失為中心的；一種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以天下憂樂為前提的。這也是兩種不同的憂樂觀。先憂后樂，就是要求從政為官者的悲喜不受客觀環境和人事的影響，也不因個人得失而變化。當高居廟堂之上的時候，就為人民而憂慮，惟恐人民有饑寒；當退居江湖之間遠離政治的時候，就為領導而憂慮，惟恐領導有險失。進退，是個人的事；寵辱，是一時的事。要以憂為主，以樂為次；以憂為先，以樂為后。

　　后世對先憂后樂精神有著高度認同，蘇東坡稱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雖圣人復起，不易斯言。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宋代狀元王十朋寫詩稱：“先憂后樂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軻。”明成化年間岳州知府李鏡，面對岳州水災災民唱道：“先憂范相遺文在，載讀寧無愧此身!”清代著名書法家何紹基登岳陽樓寫下“希文憂樂意，懷抱繼前賢”；曾國藩則寫了一副有名的“八字聯”作為座右銘：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憂以終身樂以終身；中國法學先驅、國學大師陳爾錫登岳陽樓則寫下“眼前憂樂還吾輩，天下安危視此樓”；毛澤東兩登此樓，對蔡和森說：這先憂后樂的思想，較之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將“先憂后樂”列為共產黨人的修養準則；胡耀邦則將“先憂后樂”列為中華民族三大傳統美德之一。

　　正是先憂后樂這一文化美德，促使清儉自持、艱苦樸素的廉潔自律成為歷史的主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他們深深懂得廉潔對于執行力、戰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錢、不怕死之志，才能組織起一支真正有執行力、戰斗力的隊伍。因此，歷史上不乏拒絕富貴奢華、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兩袖清風的經典例子。中華文化正是從自律走向自強，盡管有過曲折，有過教訓，但這一歷史的規律從來沒有中斷過。

作者：長沙稅務干部學院教授 劉緒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