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更了解中國的現實

讓我們更了解中國的現實

對話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吳飛

2014年08月05日 14:56:00 瀏覽量: 來源:《宣傳半月刊》雜志 作者:胡笛

　　高校新聞教育

　　向三方面突圍

　　記者:在傳播手段日新月異的今天，有人認為，高校在培養新聞人才方面也遇到了一些瓶頸。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吳飛:現在是新聞業壓力山大但又不知道轉型該往哪個方向走的時代。

　　由于整個新聞業的大轉型，新聞教育也存在挑戰。以前高校的核心課程就是新聞的采、編、評、攝等，但是現在發現，這幾年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我們的學生對社會的領悟能力和理性的、感性的、深刻的把握能力都有些不足。

　　記者:您認為今天的高校應該怎樣培養新聞傳播人才?

　　吳飛:高校這兩年在幾個方向突圍。第一，面對技術的轉型，尤其是傳播技術的轉型，我們要加強技術方面的訓練。新技術面臨的挑戰，我們需要從學理的角度去梳理清楚，同時讓學生有很快的應用能力。我們做了各種各樣的實驗室，搭建學生的全媒體實踐平臺;我們與浙江廣電集團合作，建立了教育部的校外實踐基地;我們的學生做網站、APP、微博、微信，全方位發展。學生還有一個全媒體創意小組，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研究未來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新媒體到底往什么方向去發展，受眾接受的習慣、興趣有些什么變化等等。

　　記者:可以具體介紹一下他們“玩”的是什么嗎?

　　吳飛:都非常有趣的。比如你看一個帥小伙的面部，哪個部位可以更刺激你的大腦皮層，關注的時間更長，說明這個部位更有吸引力，這有利于設計廣告頁面或者報紙頁面。

　　或者你看一部電視連續劇，45分鐘的片子，看到多長時間的時候心率波動比較快?整部片子有多少個刺激點?他們還會做一些對比試驗，看優秀的影片，比如《阿凡達》，能給你多少刺激點，而看一個糟糕的片子能給你多少刺激點。這樣的實驗，為文化產業的生產提供技術幫助。這也需要多學科的融合，除了新聞傳播學，還需要計算機科學、心電、腦電、設計學等等。當科學研究變得越來越復雜，人就變得越來越簡單了。

　　記者:確實非常有意思。還是回到剛才那個問題，高校突圍還有哪幾個方向?

　　吳飛:第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當前快速的社會轉型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所以我們也在強化學生的社會實踐。現在我們學生有一個實踐基地，以及寒暑假兩個短期實踐。這些實踐讓學生走進社會基層，去做一些深入的社會調查。今年我們又做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禮堂調查”，派學生去臺州，讓學生更接地氣，了解這個社會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

　　第三，我們也在思考如何提升學生深度思考的能力。這方面我們其實一直在努力，我們給學生推薦閱讀書目，還專門搞了自己的讀書會，每個月深度地讀一本書，老師和學生共同參與。另外，還有學術午餐會，老師和學生一起吃午餐，一起談談書、談談學術……這些做法都是希望學生能夠有更深度的思考。

　　記者:這幾方面的突圍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強調讓學生走出象牙塔，更了解社會，這與部校共建所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吳飛:是的。現在中宣部推進“部校共建”計劃，特別強調卓越記者到學校里面來，高校老師到新聞媒體去掛職，加強學界與業界之間的勾連，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事情。目前浙報集團總編輯李丹，浙江廣播電視集團副總編輯施泉明已經來我們的課堂上講過課了，反響非常好。

　　其實浙江大學也一直在這方面突圍、嘗試。我們之前有一個卓越記者駐校計劃，每年會請五位記者在學校里呆三個月到半年左右，一個方面讓記者有一個相對寬裕的時間來學習和思考;另外一個方面，這些記者也可以給學生做一些交流，做專題的討論。這些討論模擬媒體內部的談版會、選題會，由一流的記者直接指導——這個選題到底行不行、從哪個角度著手比較好，完全是實戰型的、加強與業界聯系的。學院也辦過卓越傳媒人大講堂，請了BBC、CNN、紐約時報的主播、編輯、記者，甚至普利策新聞獎的獲獎者來上課，在業界還是很有反響。

　　浙江媒體沒有特別有影響力的新聞

　　記者:浙大新聞學子這幾年在就業方面有什么變化?

　　吳飛:十年之前，我們的學生進媒體的很多，但是近十年來，進媒體的就很少了。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現在媒體不怎么招人，要招也是招熟練工，學生在這個方面相對處于弱勢;第二個方面學生的選擇也多元化了，現在每年畢業大概只有20%的學生會去媒體，有將近一半的學生會考研究生或者出國，剩下來的學生會去企業、考公務員等，真正去媒體的越來越少。

　　記者:浙江大學在服務本地媒體上，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做法?

　　吳飛:應該說我們學校與本地媒體的接觸還是很多的。比如說地方性的媒體，像紹興電視臺、嘉興日報、南湖晚報等，我們參與整個改版策劃。又比如青年時報，從最早一份團委的報紙到今天，它的改變我們學院是全方位參與的。另外，浙江電視臺的很多節目我們老師都參與策劃，我自己則與浙江日報聯系是最多的。

　　我們有這樣一個傳統，與業界之間的聯系是比較緊密的。

　　記者:您對浙江傳媒生態有什么評價?

　　吳飛:浙江媒體在新聞精細上面做得還不錯，但是浙江媒體沒有特別有影響力的新聞。這些年來，浙江媒體都試圖從邊緣突破。浙江電視臺做娛樂、做財經，浙江日報做上市、做新媒體、做游戲，杭州日報做服務、做“19樓”。

　　當然，整個浙江的傳媒產業視野開闊，用大傳播的方式來建構文化產業，對提升浙江省的新聞出版業是有貢獻的，是有引領效應的。包括我們一些地方性的媒體做得也很棒，比如說寧波日報，用愛來講故事;溫州日報，唱響愛的主題，《浙商》雜志也做得很有影響力。

　　這些媒體在對新媒體的思考上也不落后，不管是浙報還是杭報，高層對“云”、大計算、大數據都有比較深刻的體悟。當然，整體性的改變并沒有那么容易，但確實，他們已經非常敏銳地探入到整個傳媒發展最前沿的領域了，而且努力實踐，盡管推進沒有那么容易。

　　部校共建可以讓師生更了解中國現實

　　記者:關于部校共建，浙大的師生了解多嗎?

　　吳飛:老師了解比較多，學生了解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們也知道一些，因為老師已經就這個問題做過好幾次座談和講座了。前幾天又舉行了省委宣傳部與我校共建的簽約儀式。

　　我認為在尊重高校的學術自主的前提下，部校共建是件很好的事情。比如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樣一個課程，在國外，每個大學都會開設馬克思的課程，因為馬克思的學說涉及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美學等等，他是社會科學奠基式的人物，都是很精髓的東西。但是現在國內對馬克思的學習教條化了、模式化了，誰都在喊要學習馬克思，但是馬克思的原著卻鮮有人看。試想，有多少人真正讀過《共產黨宣言》的原典?如果有人真的愿意全心全意去讀讀馬恩的書，其實是很有營養的。

　　部校共建可以讓我們的學生和老師更了解中國的現實。現在的中國是非常復雜的，不是純粹的像網上的那些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么簡單，也不是像五毛黨說的那么不堪。我一直強調，任何的左派和右派之間都有許多可以溝通的地方，道路的設計其實沒有那么大完全的沖突，為什么不可以形成一個共識慢慢去討論、思考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到底是什么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有沒有靜下心來好好去討論?當然，我覺得現在政府的領導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些，比如說反腐、環境污染治理，這是當前老百姓最關注的事情。

　　記者:您覺得部校共建可以給學校帶來什么?

　　吳飛:概括起來，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四點。第一，讓我們的學生接觸相對高層的領導和業界人士。讓他們更有效地去把握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提升他們對中國當下社會現實分析的能力。第二，培養他們用真正科學的觀念來理解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困境。讓學生到新聞一線工作的時候，盡快地適應業界的工作需求。第三，強化學界、政界和業界的聯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網絡，對學生來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資本，對其未來的發展和個人修養的培養都是有幫助的。第四，有利于高校為政府和業界做服務。讓我們的老師知道業界需求什么，我們的國家發展治理需求什么，我們的老師可以怎樣貢獻他們的智慧，參與相關課題的研究，參加國家智庫的建設。

　　記者:國外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吳飛:美國的新聞教育里面比較有特色的模型主要有這樣幾種。第一種是密蘇里模式。密蘇里是一個城市的大學，這個城市里面所有的媒體都是這個大學辦的，包括電視臺、報紙、雜志等等。這種模式影響很大，這所大學的創辦人就是媒體老板，學校所有的老師都是干活的，培養出了一系列拿獎的人，學校在業界影響非常大。學校教育完全與業界融合在一起，業界有什么動向，它就有什么新的課程。這種模式在國內很難模仿。

　　第二種是新聞教育模式，類似于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他們幾乎不培養本科生，只培養研究生。這樣的學校覺得新聞培養匠人意義不大，要培養有理想的新聞人。培養出來的好多人都拿到了普利策新聞獎，他們的文章寫得更深、表現能力更強、能夠看得更多，也更有影響力。

　　第三種類型比較偏學術，比如南加州、賓夕法尼亞這樣的大學，與業界聯系不是那么多，更強調的是傳播學層面的，比如說傳播和政治的關系，傳播與社會的關系，新媒體所導致的網絡社會，網絡社會的崛起是他們所關心的內容。

　　中國的新聞教育最早的啟蒙是芝加哥大學和密蘇里新聞學院，芝加哥大學強調的是社區的調查。我們最早的新聞人葛公振、邵飄萍都是受密蘇里新聞學院影響的，他們中好多人都曾在密蘇里新聞學院進修。

　　早期的英國新聞教育是沒有本科教育的，只有短期的一年制的研究生，他們認為就是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大學里面就只做職業培訓。但是他們現在也搞本科教育，比如說威斯敏斯特，就是做純粹的職業培訓，在中國影響力很大，但是在英國沒有什么學術地位。現在國王大學、英國倫敦政經，都開始一些碩士教育，但比較傾向于學術層面，本科教育仍然不多。

　　這些模式都與中國的不一樣，都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