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參與的文明才有生命力

人人參與的文明才有生命力

對話浙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馮鋼

2013年10月20日 15:35:00 瀏覽量: 來源:《宣傳半月刊》雜志 作者:張麗紅

　　馮鋼

　　浙江大學教授，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學常務理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學生，浙大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典及現代社會理論、社會心理學、政治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現代社區發展。主要成果有著作《非西方社會發展理論與馬克思》、《馬克斯·韋伯：文明與精神》、《轉型社會及其治理》等。曾于2001年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整合與鏈合：社區發展機制研究”；2005年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會政策”。

　　旅游陋習是國民陋習的集中表現

　　記者:國慶長假剛剛結束，大家在出行中的許多不文明現象再一次成為了焦點，像天安門廣場升國旗后滿地垃圾、在旅游景點亂寫亂畫等，許多網友還總結出了國人旅游十大陋習，對于這些現象，您怎么看?

　　馮鋼:旅游中的事情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有的，只不過在旅游中表現得比較集中一點而已。所以說，旅游陋習其實是國民陋習的集中表現，反映出來的是文明素質的高低。

　　記者:文明素質的高低跟什么因素有關呢?

　　馮鋼:以前很多人也討論過，文明程度到底跟什么相關，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跟這么幾個因素相關，一是富裕程度，二是受教育程度，另外就是城市化程度。但現在看起來，這三個可能都不是直接原因，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文明化的參與程度，即市民有多大程度的參與到文明化的進程中。

　　記者:現實中大家參與的機會還比較少。

　　馮鋼:對，我們的做法是把這些交給政府的專職人員來做，很多人就有了這樣的思維:既然他在這里掃，我就要扔，我不扔那他掃什么?

　　我去日本就有很大的感觸，街上干凈到什么程度?可以說，從街上走過后直接踩到床上都沒問題。但是，他們街頭很少有垃圾箱，也基本上看不到掃地的，就好像不存在這個職業一樣。

　　記者:垃圾都隨身攜帶?

　　馮鋼:是的，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人，出門都會隨身帶一個垃圾袋，把自己產生的垃圾帶回家里，這個其實就是文明化的參與。

　　記者:大家都把維護環境衛生當成自己的事情。

　　馮鋼:對。相反，我們只是在消費文明，卻沒有參與到這個進程中去，似乎文明化的進程都是政府主導的，職能部門來執行的，我們只不過在享受而已。

　　要想治本須調動社會力量參與

　　記者:這些年浙江在文明城市的創建方面也做了很多，比如說杭州，斑馬線禮讓、路口設置電子屏等，應該說還是有些效果的。

　　馮鋼:對，效果肯定有，但是成本太高了，短期內可以見效，但卻不是治本的方法。要想治本，還是要真正調動社會的力量，讓整個社會參與到這個過程中。

　　我們現在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政府來做，政府的機構越來越龐大，人越來越多，做的事情越來越瑣碎，老百姓越來越無力。你什么事情都管了，還讓我做什么?還是那句話，“我要不扔垃圾，要你環衛工人掃什么?”

　　記者:很多事情可以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

　　馮鋼:對，社區、學校、志愿者機構都可以，讓老百姓自己組織起來，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去。

　　舉個例子，有一年植樹節，社區里很多人買了樹苗到外面去種樹，而物業買了樹苗在小區里種樹。這個事情本來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做的，物業完全可以動員小區里的人一起來做這個事情，大家一起種，肯定會真正愛護這個樹。但是物業種的就不一樣了，樹長不好跟我有什么關系?這是你物業應該做的，死掉么再去種新的好了。

　　所以，沒有讓老百姓參與進去，這個文明化的環境是建立不起來的，表面上看綠化好了，衛生好了，交通秩序也好了，但這背后花了多大的精力、成本下去啊。

　　文明教育要少講多做

　　記者:應該說我們的專職人員太多了。

　　馮鋼:是的，我們社會目前缺乏提供這樣的機會，更沒有主動地創造這個機會。比如農村人到城里來打工，最普通的文明化程度他都沒有參與過，像交通秩序的維護、公共秩序的維護等。

　　還記得我小時候在幼兒園，大家也很調皮，果殼、垃圾也會隨手扔，但老師做了一個事情，每天晚上選出第二天的值日組長，這是班里最有權威的“干部”，大家都爭相競選，而競選上后，要告訴別人不要亂扔垃圾，所以哪怕后來不做值日組長了，大家也都知道，垃圾不能亂扔。

　　這時候，每一個人就不是作為受益者，而是作為創造者，都參與到文明環境的形成中去，形成一種責任感。如果我們有一批人都有這種責任感，形成一種示范作用，就能帶動更多的人去做。

　　記者:這就是環境的力量了。

　　馮鋼:是的，有些城里人抱怨農民工沒有素質，這其實怪他們自己，是他們沒有形成示范。就像我們在五星級賓館里，肯定不會亂扔煙頭，為什么?因為這個環境，如果我們形成這樣的環境，就能產生一個約束的作用。

　　同樣，社會環境是靠大家參與了才會形成的，如果大家都沒有參與，只是在消費這個環境，只是在這個環境中受益，而不是去創造，那么這個環境是不會形成的。

　　記者:我們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試圖教大家學會講文明、懂禮貌，幾十年前我們就說“五講四美三熱愛”，但做了這么多年，效果卻不佳。

　　馮鋼:我們現在把文明當成了一個教育的內容，以為它可以從外部灌輸，人們自然就會去接受，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記者:對，就像我們常見的一些標語，“講文明，樹新風”之類的，都是站在外面去要求大家如何做。

　　馮鋼:是的，教育最好少講一點，就讓大家去做，比如說停課了，大家都在校園里撿垃圾，撿過幾次，就知道不亂扔了。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記者:我們現在對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也比較缺乏。

　　馮鋼:是的，我們小時候就拿著紅旗去路上指揮交通，但現在家長不愿意啊，怕有危險。

　　我遇到過一件特別夸張的事情，有一次給大三學生上專業課，看到一個老太太坐在下面，下課我問怎么回事，老太太說頭天晚上兒子打游戲，早上起不來了，她就帶了個錄音筆來幫兒子聽課，兒子還交待了，老師的板書很難記的，哪些字記在黑板的哪個位置上都要標記好了。

　　記者:這還是大三的學生!

　　馮鋼:是啊!我問她不覺得難受嗎，她說難受，為什么，因為聽不懂，她就恨不得自己聽懂了回去講給兒子聽!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多少大學生一個學期衣服不洗，放假了打包扛回家讓老媽洗的，聽聽就像笑話一樣。

　　記者: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馮鋼:是啊，私事都管不好，怎么讓他樹立這種公德意識，去關心整個環境和社會?

　　對規則的解釋太功利

　　記者:很多人都感慨，中國人太大無畏了，太缺乏信仰，什么都不怕。

　　馮鋼:中國的文化傳統信奉祖先崇拜，敬鬼神、敬祖宗，而現在我們的家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幾代同堂的這種家庭沒有了，都成了核心家庭，一對夫妻一個孩子，這種家庭里面，原來的祖先崇拜就基本上沒有了，斷根了。再加上科學思想、科學知識的普及，鬼神思想也沒了。

　　記者:所以就沒什么可敬可畏了?

　　馮鋼:是的。另外，我們的敬鬼神、敬祖宗是帶有功利的，為什么敬?因為他們會保佑你。

　　同樣，如今我們對規則的解釋也帶有功利性。我們宣傳為什么不要闖紅燈，是為了你的安全。

　　而西方有神學傳統，在他們看來規則是神定的，服從規則是敬神，是信仰的一部分，沒有為什么。所以，不管能不能帶來功利，是秩序就要遵守。

　　在國外，半夜三更馬路上空空的，但他們就是不會闖紅燈過去，從功利角度看，過去完全沒危險啊，但他就是不過去，因為這是紅燈，是規則就必須遵守，沒有為什么。

　　我們遵守的規則其實不應該是功利的，一旦是以功利為基礎，就一定會有機會主義。

　　記者:我們古代也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美好場景，似乎隨著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變，這種美好的景象就越來越遠了。

　　馮鋼: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過渡，伴隨著一個法制化和規制化的過程，這些東西使得陌生人之間產生一種信任感，這實際上是對一種秩序的信任，不再是對人格的信任。

　　熟人社會之間的信任是建立在人格基礎上的，而陌生人社會這種信任就必須建立在維持秩序的規制、法律上，但我們現在的規制還不夠健全。

　　記者:所以大家做事還是要找熟人，上學、看病都要托關系。

　　馮鋼:對，另外一方面說，立法其實容易，關鍵是如何執法。如果有一個人能夠站在制度之外，脫離制度的約束，那這個陌生人之間的正常秩序就建立不起來。陌生人之間沒有信任感，所以只能去走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