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你想讓孩子當雞頭還是鳳尾——從經濟學角度看待同伴效應

觀點 | 你想讓孩子當雞頭還是鳳尾——從經濟學角度看待同伴效應

2016年12月22日 15:23:56 瀏覽量: 來源:微信公眾號“花生教育” 作者:馮晗

　　我們能利用同伴效應來提高學生成績嗎?

　　同學間在學習上會互相影響，這是經濟學中經常討論的同伴效應(Peer Effects)的一個例子。

　　有很多研究都發(fā)現，如果能與更優(yōu)秀的人做同學、朋友，那你的成績也多少會有所改善。孟母三遷，也就是為了這個。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似乎可以通過同伴效應來提高少數人的成績。

　　不過，那些離你而去的人，依然是其他人的同伴。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那么即使你知道把最好的學生分到一個班里可以提高他們彼此的成績，你也未必就應該這樣做。因為這樣會降低剩下學生的同伴質量，損害他們的利益，這未必是你所希望看到的。

　　那么，在學生整體不變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通過恰當的安排，通過同伴效應，在不損害任何人利益的情況下，至少提高部分人的成績呢?

　　這個目標看起來很理想化，不過，還真有研究的結果表明，這看起來并非沒可能。比如，有一些研究發(fā)現，相比學霸，學渣更容易受同伴影響。按這個結果，是不是刻意地把學霸跟學渣安排在一起，就能最大化學霸對其他人的正面影響，而不給他帶來多少負面影響?

　　當然，這仍然只是個理想化的推測，所以為了看看它是否符合現實，有人真的做了嘗試。

　　一次實驗

　　從2007年開始，三位經濟學家Scott Carrell, Bruce Sacerdote和James West就在美國空軍學院(USAFA,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用兩屆新生做了一次實驗。

　　美國空軍學院是一所旨在為美國空軍培養(yǎng)初級軍官的軍事學校。它同時也是一所全美承認的四年制大學。在接受軍事訓練的同時，學生也需要選擇修習不同的文化課程，并在畢業(yè)時獲得學士學位。

　　作為一所軍校，與一般院校不同的是，學生會被分成若干個中隊(Squadrons)，每個中隊有大約120名學生。同一個中隊的學生會一起生活、訓練和就餐，閱兵和校內體育比賽也同樣以中隊為單位實施。在入學的前七個月內，新生甚至不被允許踏入其他中隊的場地。這些安排使得同一個中隊的人會有更多的社交往來，其人際關系也要密切得多，因而很自然地，彼此之間也會在很多方面，包括學習成績上產生被我們稱作同伴效應的互相影響。

　　不管來自哪個中隊的學生，都會被隨機分配到各門課程、各個教授下。是否處于同一個中隊，與是否會一起上課是完全無關的。

　　這樣的組織安排使得同一個中隊內部，不同學生間在成績上會有互相影響。然而這種同伴效應主要是經由直接的互相影響，他們并不共享同一個課堂，因而經由老師和課堂違紀行為等間接渠道的同伴效應幾乎都被清除。

　　為了確保實驗的可靠性，他們先在同一所大學，用從2001到2006年入學的所有學生估計了同伴效應的各種參數。在這段時間當中，美國空軍學院一直把所有新生隨機分配到各個中隊當中，因而這數據可以直接用來研究中隊內部同學在學習上的互相影響。

　　在這組數據中，通過把所有學生按入學成績分成好生、中等生和差生，他們也發(fā)現了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非線性同伴效應:好生自身不受其他人影響，但卻會顯著提高差生的成績，而差生則給中等生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按照這個結果，我們很容易想到一種更優(yōu)化的學生分配方式:將好生和差生分到同一個中隊中，而將中等生另外單獨安排。這樣的話，好生不受影響，差生將因為同伴中好生數目的增加而受益，而中等生則同樣會因為與差生隔絕而受益。相比原來的隨機分配方案，在這個方案下，沒人有的利益會受損，而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了增進。這又是經濟學家們最喜歡的帕累托增進。

　　既然存在這么完美的方案，在接下去的兩屆，也就是2007和2008年入學的學生中，作者就實施了這樣一個理論上更優(yōu)的學生分配方案。

　　具體地，他們將這兩屆新生隨機地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對照組依然沿用此前的隨機分配方案，而實驗組則使用上面提到的優(yōu)化方案。按照此前估計得到的參數，相比對照組，實驗組中差生的成績相會有顯著的提高，而中等生和好生的成績也會有所提升，雖然不那么顯著。由于這個方案本身也是用同一個學校的學生估計得到，在此期間學校沒有發(fā)生任何大的變化，因而連人或環(huán)境變化導致水土不服的可能性都幾乎不存在，我們似乎應該對這個計劃的結果感到十分樂觀。

　　此外，由于這個對照組內的學生分配方式與此前并無二致，我們還可以直接沿用相同的方法，看看學生的不同是否會導致估計參數的變化。如果參數變化不大，那我們更應該對結果感到樂觀。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對照組數據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十分顯著的好生對差生的正面影響。在這組數據里差生對中等生的負面影響不再顯著，如果真的這樣，那將中等生單獨安排或許并沒有什么意義，但至少我們仍然可以預期差生仍然會從實驗中收益。

　　然而現實卻恰恰相反，這些學生入學一年后的成績表明，相比對照組，實驗組中那些被刻意與好生分到同一個中隊，因而被寄予厚望的差生們的成績非但沒有上升，還出現了顯著的下降。反倒是被單獨安排的中等生的成績有明顯上升。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看似難以理解的結果?他們進一步的分析給出了一個解釋。我們通常假設只要被分配到同一個中隊，或者同一個班級，就自然會成為同伴，于是自然就會彼此產生或正面、或負面的相互影響。然而其實同伴之間的很多互相影響，尤其是正面的知識、學習技能方面的溢出，是要以真實的相互接觸、交流為基礎的。通俗地說，跟學霸坐在同一個教室里并不能天然地就讓你沾染上他的學霸之氣，你們需要真實的交流。

　　在隨機分配的情況下，一個中隊里差生和好生的數目是隨機分布的，通常都不會很多，好生固然更愿意跟好生做朋友，但如果好生數目沒幾個，那他的朋友圈里自然多少也會出現差生。再加上有中等生存在，秉著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原則，差生和好生也可能成為朋友。

　　而在實驗組中，在沒有了中等生作為潤滑劑之后，好生和差生之間的社交鴻溝反倒擴大了。于是在實驗組當中，學霸只跟學霸做朋友，而學渣只跟學渣做朋友。學渣和學霸們雖然被分到了一起，但實在是缺乏共同語言，于是并沒有真正成為同伴。其結果，就是學渣的同伴質量非但沒有上升，反倒下降了。

　　經濟學家們繼續(xù)用兩個研究來驗證這個邏輯。他們首先在所有學生中做了一個調查，要求他們寫出最多五個經常一起學習和最多五個經常一起玩的同學。結果發(fā)現，相比對照組的差生，實驗組中的差生一起學習和一起玩的同學當中，差生的比率要顯著更高。而雖然他們的同中隊同學里好生比率要比對照組高得多，但在現實中一起學習和一起玩的同學里，好生比率卻完全沒有增加。

　　這個調查獲得的有效數據最終只覆蓋了大約25%的學生，代表性可能稍弱，因而經濟學家們又用另外的數據進行了驗證。美國空軍學院的學生宿舍是二人間，大一剛入學時是學校分配的宿舍，但大二開始時，所有學生可以選擇自己的室友。顯然，通常大家都會選擇朋友做室友。而他們的分析結果表明，即使考慮中隊內人員構成的變化，實驗組的差生選擇好生做室友的可能性仍然要比預期中的低得多。這是另一個差生的同伴質量沒有得到提升的證據。

　　總而言之，這個研究說明雖然我們大多數時候更關心同學、室友這些看起來更外生的同伴定義，因為它可以方便我們研究，也方便我們提出具備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但真正的同伴這個范圍，最終卻是每個人自己定義的。作為外部人，我們可以改變一個學校、一個班級學生的構成，但我們最終卻無法強迫其他人做出選擇。

　　這個結果甚至說明，強行把學渣放到學霸群里，對他未必是件好事。學霸自然能在學習上幫助學渣很多，但前提是，學霸要真的愿意幫助學渣。而這，是外人所無法強迫的。

　　那這是不是說明就無法通過同伴效應來影響學生成績?

　　也不盡然。

　　又一次實驗

　　從2009年開始，澳門大學的李桃、香港科技大學的韓莉、中科院的張林秀、斯坦福大學的Scott Rozelle等四位經濟學家做了另一個實驗。

　　他們從北京的340所農民工子弟學校中隨機地挑選了23所。在每所學校的3-6年級中隨機抽取4-6個，一共126個班級，每個班級都有40名學生。在其中12所學校，他們隨機選取部分班級，從每個班學習成績最差的20名學生中隨機地抽取10名，將他們隨機地與同班前10名的同學安排成同桌。然后做出保證，在這10名成績比較差的同學中，兩次考試中進步最大的將獲得100塊錢獎勵，進步第二和第三大的則分別獲得50塊錢獎勵。

　　這些差生的同伴質量改善了，不過一個學期后的觀察卻發(fā)現，他們并沒有取得明顯進步。這似乎又是一個同伴效應無效的例子。

　　不過，且慢。

　　這幾位作者在剩下的11所學校也了做類似的隨機抽取和安排，唯一的區(qū)別是，這次將獲得獎勵的不僅只有取得進步的差生，還有他們的班級前10同桌。

　　結果在短短一個學期之后，那些能與同桌一起獲得獎勵的差生取得了明顯進步，并且與此同時，被安排與差生同桌的班級前10學生的成績也沒有發(fā)生顯著下降。換句話說，這是個帕累托增進的結果: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損，而有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了增進。

　　這個結果不但確認了同伴效應的存在，也強調了外部激勵的重要性。在這里，外部激勵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好生和差生之間朋友關系的一個替代品。

　　老師的角色

　　更有趣的是，改變學生的座位，本來就是很多老師，特別是國內中小學老師的常規(guī)武器。金錢激勵在現實中當然不常見，不過一個有經驗的老師通常并不缺乏激勵效果甚至遠好于金錢的手段，任命為班干部、給小紅花、直接談話鼓勵、開班會時當眾表揚等都是國內中小學老師很常使用的激勵措施。因而這個實驗里所用的手段，是一個有經驗的老師完全能夠做到的。

　　老師們的手段還不限于此，我在做一個研究時，特地與一些初中班主任深入聊過。所有人都表示，維持班級里良好的學習氛圍是班主任工作的核心。有個老師還表示，她帶過的有個班學習氣氛好到成績始終上不來的差生甚至會心存內疚，覺得拖了班級的后腿。在良好的學習氛圍下，班級里的同學自然會在學習上養(yǎng)成互相幫助的習慣。安排特定的同桌只是初級手段，不少班主任還會用各種手段組建學習小組，鼓勵學生在課后繼續(xù)交流，互相幫助，一起進步。甚至有班主任表示，相比年級前五但孤僻不愛與人說話的高冷學霸，她寧愿班級里有一個但開朗樂于助人的年級前50。

　　那么老師的這些行為，是否顯著地改變了同伴效應，并通過這一渠道，影響了學生成績呢?

　　國內中小學普遍設置班主任這一制度安排，給了我們驗證這一猜測的可能。

　　班主任通常同時還是一門主要課程的老師，與此同時，他們在班級管理上又有額外的權力和義務，而且通常來說，能夠擔任班主任的，也是一些更有經驗、更負責任的老師。既然如此，我們就有理由認為“班主任”是個對班級管理特別有幫助的老師特質。因而對比班主任任教班級和非班主任任教班級的同伴效應，我們就能驗證此前的猜測。

　　我自己一篇研究，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用浙江一所初中的數據，我發(fā)現在班主任任教的課上，同伴效應的大小和結構都與非班主任的課上存在顯著區(qū)別。在班主任的課上，其他學生對學渣的正面影響被顯著加強了。

　　這個結果不能告訴我們老師是如何管理班級，影響同伴效應的，也無法估計出這種影響的大小，但至少說明，實踐中，真有老師在這樣做，雖然他們未必叫它同伴效應，也未必了解經濟學對此的研究。

　　當然，老師的成功，并不能說明其他人也就能做到類似的事情。

　　我在跟一些班主任交流時，幾乎所有人都提到過，他們的干涉有反復試錯的過程。比如他們經常會安排一些好生跟差生同桌，但不是所有時候這個安排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極端情況下，好生被差生影響下導致成績下降的事情也不是沒發(fā)生過。但一個有經驗的老師，在碰到這種情況時，能夠及時更換做法，再次調整座位。甚至如果某些差生實在無藥可救，他們也有最終的止損方法:把他安排到教室最角落誰都影響不到的位置去。這樣靈活的決策是任何事先決定的機械策略無法替代的。

　　所以，通過同伴效應影響學生成績是可能的，但前提是，你得充分了解，充分參與。沒有此做基礎，簡單粗暴的外部干涉，或許反倒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