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詞語在臺灣：從“進入”到“融入”

大陸詞語在臺灣：從“進入”到“融入”

2016年05月29日 00:00:00 瀏覽量: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刁晏斌

　　2016年1月，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工具書成果在南京發布。　新華社發

　　海峽兩岸的語言文字，既有一些差異，也有融合。在兩岸開始交流之初，甚至在此后一段不短的時間里，所謂融合，主要表現為一種單向性的趨同，即大陸向臺灣靠攏，具體表現就是從臺灣引進了大量的新詞、新語、新用法，以及一些表達方式等。隨著大陸經濟的持續強勁發展、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兩岸交流的持續升溫，以及網絡交際的快速與便捷等，這一情況已經有了很大改觀。

　　1.從“登陸”到“復現”

　　我們曾以詞匯為例，就此進行過調查（見《臺灣“國語”詞匯與大陸普通話趨同現象調查》，《中國語文》2015年第3期）。比如利用《兩岸常用詞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從前往后依次選取加星號（表明為大陸特有）的50個詞語，在臺灣媒體上進行檢索，結果顯示共有18個有用例，占總數的36%；而同一詞典前50個加三角號（表明為臺灣特有）的詞語，在大陸則共有17個有用例，占總數的34%。僅就這一結果來說，目前兩岸的詞匯交流基本已經實現了雙向對等。

　　時下，如果我們隨意瀏覽臺灣媒體，會不時看到許多大陸首創的詞語，并且很多還有不低的使用頻率。2016年4月9日，我們在臺灣比較大的媒體網站“聯合知識庫”中以下列大陸詞語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所得使用數量如下：

　　阿里13674，互聯網＋3469，山寨2843，一帶一路1732，全國人大1637，一國兩制1266，亞投行969，中國夢524，十三五規劃289，大眾創業、萬眾創新146。

　　以下一組是學界公認的兩岸差異對應詞語的使用數量（前大陸后臺灣），其中的大陸詞語在臺灣也有一定的使用頻率：

　　方便面776—速食面601，熊貓2512—貓熊2868，計劃生育139—家庭計劃178，導彈1048—飛彈5347，幼兒園4118—幼稚園12670，出租車488—計程車14247，光盤340—光碟9015，集裝箱417—貨柜9765，打印機98—印表機3124，數字技術8—數位技術222。

　　其中有的數量對比還屬懸殊，但大陸詞語畢竟已經在臺灣“登陸”，并且也有了一定的復現率。

　　2.從“引用”到“自用”

　　看了以下一個例子，我們或許就會對當下大陸語言形式在臺灣的使用情況有一個直觀的印象了：

　　葉宇真表示，由中國經濟轉型帶動的牛市同時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三大要件。“天時”為全球增長模式重構中，依賴互聯網代表的技術推動，中國不僅具備天然互聯網基因，一帶一路、亞投行推進中國走出去正由大變強；“地利”是國家政策培育新興行業、助力制造業升級，多層次資本市場促進融資優化，啟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至于“人和”則為中國工程師紅利助推產業結構調整，生活質量提升激發多樣化需求，人力資本創新、創業機會無限。（《自立晚報》2015.6.10）

　　如果說以上一例中的大陸詞語還只是“引用”的話，以下則是“自用”，與前者相比，顯然屬于更高級階段的使用：

　　追欠稅只拍拍蒼蠅不打老虎？“議員”指軍公教欠稅數萬元的追繳達標率92.48%，但對欠稅百萬、上千、上億元的欠稅大戶卻束手無策，痛批稅務局沒執行力，增加人手、成本支出多了2000多萬元，但成效不成比率。（《聯合報》2015.5.9）

　　他也呼吁“監察院”不要只打蒼蠅、打蚊子，不敢打老虎，應該向社會大眾公布事實真相。（《自立晚報》2015.9.10）

　　3.從“數量”到“質量”

　　“萬能動詞”“搞”來自西南官話，有一定的俚俗性，建國以后在普通話中獲得相當高的使用頻率，僅1946年至今的《人民日報》中就有含此詞的文本137，235個。一些臺灣學者曾經對普通話中“搞”的高頻使用頗有微詞，實際上臺灣“國語”中此詞用得也確實不多。但是，現在這一情況已經有所改觀，我們同日在上述“聯合知識庫”進行檢索，一共得到含“搞”的資料54，780筆，如果與上一組“方便面”等的使用數量相比，這已經是一個相當不小的數字了。

　　考察臺灣“國語”與大陸普通話的趨同現象，不能只看“數量”，還要看“質量”，前者反映大陸詞語是否“進入”臺灣，代表著趨同的初級階段；后者則說明大陸詞語是否“融入”臺灣“國語”，即是否由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

　　所謂融入，就是變簡單的“引用”為自主性的使用，甚至是“化用”，而時下這在臺灣“國語”中也早已不是個別現象了。

　　上邊例子中“打老虎”等在臺灣的自用就是如此。再比如前邊提到的“搞”，臺灣一向之所以少用，主要是使用范圍有限，即通常只限于某些比較固定的組合，且多用于貶義，如“搞錯、搞不清、搞怪”等，而現在的使用，有不少已經完全擺脫這一限制，例如：

　　他比較前政府的經濟表現，“我們搞經濟，比他們在行”。（《聯合報》2011.11.23）

　　4.“引申”和“衍生”

　　自從鄧小平就香港回歸中國提出“一國兩制”政策以后，“一國兩制”就在港澳臺地區引起高度關注，特別是港澳先后回歸以后，能否把這一模式用于兩岸統一成為人們關心和熱議的話題，由此進一步拉高了它在臺灣的使用頻率，并且在使用范圍上有新的拓展。最主要的表現有以下兩點：

　　一是引申性使用，即凡是不同地區或人群等在物價、稅收、待遇等方面有所差異，均可使用，因為涉及的范圍較廣，所以此義的使用頻率相當高。以下是臺灣《自立晚報》中的兩個例子：

　　縣府建設局最后強調，多數的縣民對水價一國兩制的問題深表不公平。（2004.1.7）

　　其他住在急慢性病房的病人也需要照護服務，卻沒有被加收生活照護費，“一國豈能有兩制”，醫院不應該向呼吸照護病房病人收取這筆費用。（2016.2.5）

　　特別是后一例，采取拆分使用的形式，大致屬于前邊所說的“化用”，無疑是只有在高級階段才可能有的變化。

　　二是作為類推的基礎形式，衍生出新詞語。以下一例很有代表性：

　　周柏雅指出，臺北市垃圾筒的設置不只是一市兩制，甚至是一區兩制。同樣是大安區，有些路段擺設的很密集，有些路段卻完全不設，讓人搞不清楚市政府設置人行道垃圾筒到底有無標準？（《自立晚報》2010.9.27）

　　除了此例中的“一市兩制、一區兩制”外，我們看到且有一定使用頻率的還有“一縣兩制、一法兩制、一路兩制、一本兩制”，以及“兩國兩制、一國兩區、一國多制”等仿造形式。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海峽兩岸的交流勢不可擋，兩岸的民族共同語也在這一過程中見證、記錄和反映了這一交往與交流過程，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縮小差異、化異為同，而這也正是兩岸民眾向心力的具體體現。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現代漢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