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票載體式微漸消亡 重拾“初心”道且長？

藏書票載體式微漸消亡 重拾“初心”道且長？

2016年12月05日 15:55:15 瀏覽量: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金葉

　　走向收藏化的藏書票正在喪失收藏性?

　　在展覽以及隨之展開的研討會上，卻也不時有人提出疑惑:藏書票看上去就是版畫的縮小版，那么藏書票和小版畫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說在誕生之初，藏書票因為具有“書卷氣”而和小版畫之間天然地劃出了一條界線，那么在紙質書籍日漸萎縮，藏書票也因此和書籍變得越來越疏離的當下，這條本來存在的界限似乎變得模糊不清。

　　在一位藏書票創作者談了自己制作的以56個民族和京劇為主題的藏書票的體會之后，來自英國的前西英格蘭皇家學院的彼得·福特在研討會上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他的困惑:“為什么要把它制作成藏書票而不是小版畫?”在過去的十年里，福特一直是英國國際小版畫展的組織者，英國的國際小版畫展也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拿自己的作品去參展，包括中國的藝術家。在策展過程中，小版畫和藏書票的關系一直困擾他。他感覺藏書票和書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弱了，以至于他開始擔心，藏書票在未來會不會完全被小版畫取代?

　　在這次展覽的前幾天，展覽現場的二樓短期陳列了一個特展，專門展出中國早期的藏書票。人們不難發現，越是早期的藏書票，和書的關系就越是密切。也正因此，這個“展中展”給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楊燦偉以極深刻的印象。“和這些先輩們做藏書票時候的心態和立場似乎不太一樣，現在的藏書票藝術家更多的是從藝術性、從形式語言上去考慮他們的作品，而忽略了藏書票的本質應該和書有關。這個早期的展覽讓我看到了先輩在藏書票創作中所做的努力。”

　　中國美協藏書票研究會常務副主席沈延祥曾經是當年藏書票研究會的核心組織者李樺的學生。他告訴記者，當年藏書票研究會的這幾位老先生，不僅設計藏書票，同時也都是愛讀書的人。李樺先生流傳到今天的藏書票，上面沒有簽名，因為它完全是實用功能。現在的藏書票流行簽名、編號，因為它需要流通，收藏功能變得更重要了。

　　當代藏書票重視題簽，從某種意義上標志著藏書票褪去實用功能走向收藏化、商業化。而這其中又存在著一個悖論:走向收藏化的道路上，藏書票正在喪失收藏性。藏書票的實用性，使它天然具有私密化情感交流的特點。它是濃縮文化信息的微小載體，需要收藏者潛心解讀埋伏于畫面內的暗號。從方寸之間理出文學，歷史，或是版畫藝術本身的線索，亦或考證票主的生平，探究作者的藝術追求，挖掘書票背后的故事等，完成饒有趣味的“探密”式審美旅程。而當藏書票不再被讀書人使用，不再被讀書人注入真實的情感，它也就丟掉了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以簽名論真偽，以名氣論英雄，以技法論價值”這些僵硬的標桿，不僅無法衡量出真實的藏書票之美，即便只是期待其成為一條通往收藏的捷徑，也注定是一條南轅北轍的道路。

　　藏書票“雖小又好”

　　在實用性和收藏性間找到平衡

　　但即使在當代，仍舊有很多學者保持著參與藏書票設計的習慣，比如北大的陳平原教授。

　　陳平原這樣描述自己和藏書票之間的關系:“我既不是畫家，也不是藝術史家，我只是個喜歡圖像的讀書人。我的‘讀圖’更多地傾向于‘自娛’或‘證史’。我固執地認為，在所有藝術形式中，版畫與書籍的關系最為密切。因此，所有讀書人，愛屋及烏，必定天生地親近版畫以及作為其分支的藏書票。今日的版畫及藏書票，其實早已走出書籍附庸，成為一種專門的藝術形式，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路徑。可是，我還是希望它不忘初心，‘常回家看看’——那里有更為廣袤的沃土，也有更為龐大的受眾。”

　　在陳平原看來，“重返書齋，與愛書人、讀書人親密交談”也是藏書票創作給予當代藝術家的重要啟示。“這里的‘書’，代表人類的整體知識，混沌蕪雜但大氣。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眾多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文學藝術家，往往技巧嫻熟，但元氣氤氳不足。這與學院教育中突出技術性，而相對忽略人文性有關。當下中國，綜合大學的問題在于缺少合格的藝術教育，而美術學院則必須直面眼光狹隘的局限。在人文教育中凸顯審美趣味的培養，讓‘美術’重新獲得人文的視野與境界。在這個意義上，以書為媒，讓藝術與人文相互穿越，走出各自的藩籬，我以為必要且可能。”

　　陳平原相信，一旦找回“初心”，藏書票便不會消亡。而它所吸引的人群，也會從現在的藝術愛好者，拓展到更為廣泛的“愛書人”。

　　“這其實也是藏書票與小版畫的形式決定的——面積小、境界深，更適合于書齋把玩，而不僅是在展覽館陳列。這讓我想起汪曾祺小說的接受史——上世紀八十年代，習慣于呼喚史詩的文學批評界，面對如此精致的作品，感嘆‘雖好又小，雖小又好’。在作家，那是有意的追求——‘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泰山片石》);在讀者，則必須逐漸適應——精致與靈性，同樣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美。以小博大，以有限寫無限，納須彌于芥子，這本是中國詩、中國畫的共同特點，也是藏書票與小版畫成功的奧秘所在。”陳平原說。

　　和陳平原一樣相信藏書票不會消亡的還有沈延祥。每年，沈延祥都會參加國際藏書票大會，發現來參加這個會議的人，雖然職業不同，但都是讀書人。而且，他們似乎在藏書票的收藏性和實用性當中尋找到了一種平衡。

　　“美國藏書票協會主席就給我看過他的收藏:請一個藝術家做藏書票，印100張比較大的，用來供欣賞把玩，和別人交換;同樣的圖案再印一個更小一些的，數量更多，以使用為目的。很多藏書票藝術家也是如此。我認識的一位德國藝術家也是專門制作比較大的藏書票進行交換，但他也會設計非常小的藏書票，用現在的技術印了1000張、2000張，貼在自己的藏書上。據我的觀察，越是優秀的藝術家，做出來的藏書票，無論是用來交換、收藏還是使用，它的內容和書的關聯度也越高。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藏書票依舊如此。”沈延祥說。

　　破解背后的文化密碼是最大樂趣

　　因為早期藏書票和票主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早期藏書票很像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微型文化驛站，經由它們而產生與當下知識世界以及過往歷史韻事的幽深勾連，正是藏書票收藏的最大樂趣。

　　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廣州美術學院版畫系教授鄭星球近期偶然收藏到一個芬格斯坦的藏書票。芬格斯坦是奧地利猶太裔版畫家，在上世紀初的歐美已小有名氣，各界名士都爭先請他為自己制作藏書票，其中不乏音樂巨匠理查·施特勞斯、美國總統羅斯福、戲劇大師蕭伯納、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等。而鄭星球所收藏到的是芬根斯坦為著名詩人鄧南遮做的藏書票。芬根斯坦是猶太裔，而鄧南遮是著名的詩人，同時也是墨索里尼的擁護者。他們是怎么認識的?芬根斯坦又為何愿意給鄧南遮做藏書票?而在鄧南遮世的那一年，墨索里尼又委托芬根斯坦制作了一枚藏書票，這里面又隱藏著怎樣的線索?為了搞明白來龍去脈，鄭星球查閱了大量資料。

　　然后他終于理清了這背后的故事:1924年，鄧南遮辭去所有政府職務，和家人在與世隔絕的加爾達湖邊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而1936年，芬格斯坦恰好也來到意大利米蘭隱居，二人的住處僅有百余公里的路程。于是有人便引薦芬格斯坦為鄧南遮制作藏書票。在加爾達湖邊隱居的這段歲月，鄧南遮一直在深刻反省自己的人生。在1935年的遺作《密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自己一生的懺悔:“目睹這慘淡而又痛苦的一生，我真想抹去自己曾有過的那些經歷——如今想起來真令人毛骨悚然——真想抹去加布里埃爾·鄧南遮這樣一個人的存在，抹去這樣一個文藝家和英雄的存在。”

　　芬格斯坦想必很好地領悟了鄧南遮在這段時間的心境。他為他制作的藏書票中，鄧南遮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時代，而他不再同政治有任何的瓜葛，而是坐在加爾達湖畔的山坡，在無花果樹下，彈著豎琴，唱著詩歌。

　　在這張小小的藏書票里面，包含著動蕩的歷史，以及兩個藝術家的心路歷程，人生軌跡、命運糾葛，以及內心最深沉的感悟。破解藏書票背后如此復雜的文化密碼，在鄭星球看來，便是著收集藏書票的最大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