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家啟示錄 馮其庸：笨功夫才是“真功夫”

文化大家啟示錄 馮其庸：笨功夫才是“真功夫”

2017年02月10日 16:54:44 瀏覽量: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顧學文

　　馮其庸 名遲，字其庸，號寬堂，江蘇無錫縣前洲鎮人，1924年2月3日生。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紅學會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等職。 圖片選自《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 黑明 攝

　　2017年1月12日，紅學大家馮其庸在病榻上接受《解放周末》的專訪。一句“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概括了他一輩子的學術歷程，也凸顯了他對傳統文化的一生摯愛。

　　10天后的1月22日，馮老在北京潞河醫院安詳離世，享年93歲。馮老的離去，不僅使我們痛失紅學界的泰山北斗，也使我們痛失一位博學多才的文化大家。哀悼之余，重溫馮老生前與記者的最后談話，不禁感慨——最好的緬懷，或許就是讓這種“笨功夫”精神永不消逝，讓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傳承永存不息。

　　1月12日下午三點半，記者如約來到北京通州區張家灣馮其庸先生的家——“瓜飯樓”。

　　采訪定在下午三點半，因為這時馮老剛午睡醒，是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時候。

　　馮老的房間小小的，很暖。他半躺在床上，見了記者，摸索著要戴上眼鏡。他的幼女馮幽若拍拍他的肩，示意他不需要戴眼鏡，他便把眼鏡拿在手里，神情專注。

　　記者在馮老耳邊“喊”話:“馮老，我用幾個晚上的時間讀完了您這本厚厚的口述自傳《風雨平生》。”馮老從枕頭上很努力地抬了抬頭，用清楚利落的聲音說:“好，這樣我們才有對話的基礎。”

　　用各個本子跟庚辰本對，一句一句對

　　張家灣是曹雪芹墓葬發現地。馮其庸擇此地而居，最后又逝于斯，情深至此，令人唏噓。

　　馮其庸以《紅樓夢》研究名世，著有《石頭記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論紅樓夢的思想》 等紅學專著20余種，主持《紅樓夢》校訂工作，主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八家評批紅樓夢》《紅樓夢大辭典》等大型書系。

　　對于紅學，他的一大貢獻是抄本。

　　“我小時候就讀過《紅樓夢》，長大了也讀，但真正開始研究《紅樓夢》是在1974年，而且一上來研究的就是抄本。”馮其庸說。

　　那年10月，詩人袁水拍任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相當于今天的文化部副部長)。他找馮其庸商量有什么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馮其庸建議校訂《紅樓夢》——因為這么重要的傳統經典，卻一直沒有一本真正經過認真校對的可靠讀本。

　　第二年，《紅樓夢》校訂組正式成立，袁水拍任組長，馮其庸任副組長，并主持校訂業務。

　　校訂組碰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已發現的《紅樓夢》乾隆抄本有十幾種，其中曹雪芹生前抄本就有三種，它們分別是乾隆十九年(1755年)的甲戌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乙卯本，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庚辰本。校訂究竟該以哪個本子為底本?

　　這個問題讓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爭論不休，校訂工作陷入僵局。馮其庸提出用庚辰本，卻招致激烈反對，因為曾有紅學權威發長文否定庚辰本的價值，認為該抄本是多個本子拼湊起來的。有人甚至對馮其庸說:你主張用庚辰本?拿文章出來說話。

　　拿文章說話，用證據說話，正是馮其庸的風格。

　　多年后，馮其庸在《風雨平生》中這樣回憶:“研究庚辰本，我用最笨的方式。我用各個本子跟庚辰本來對，一句一句對。”

　　所有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全部對完后，馮其庸發現，庚辰本的墨抄部分與乙卯本的文字基本一樣，連行款都一樣:乙卯本這一行多少字，庚辰本這一行就多少字;乙卯本這一行有一個錯別字，庚辰本這一行也有一個錯別字，都是一樣的錯。最有意思的是，乙卯本有一處底下有一句“此下緊接慧紫鵑試忙玉”。這是前一個抄手留給后一個抄手的記號，沒想到，庚辰本的抄手抄書不動腦子，連這也一并抄了去。

　　在《紅樓夢》十幾種乾隆抄本中，只有乙卯本和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完全一樣的。發現庚辰本是照著乙卯本抄的，在紅學研究上具有重大意義——因乙卯本已散失一半，只剩下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庚辰本稱得上是完整版的乙卯本。

　　至于乙卯本的價值，馮其庸與吳恩裕已于一年前發現。當時，馮其庸和吳恩裕在北京圖書館一個字一個字地查避諱、對筆跡，最終發現，乙卯本與怡親王府藏書書目一樣，避“祥”、“曉”兩字諱，從而考證出它是怡親王允祥和其子弘曉家的抄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紅樓夢》還沒有大范圍流傳開來，怡親王家要抄《紅樓夢》，到哪里去找?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從曹家找原稿來抄，因為當時怡親王正是管曹家的。雍正曾親批曹家“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王子即為怡親王。乙卯本的珍貴程度，由此可見。

　　“笨功夫”用下去，馮其庸心里有了底。1977年5月20日，他開始動筆寫作《論庚辰本》，到7月23日寫完時，原計劃萬字的文章，變成了10萬字的書，也變成了第一部系統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專著。

　　《論庚辰本》一出，校訂組都心服口服，同意以庚辰本為底本校訂;此書出版，也引起了國際紅學界的關注，第一次國際性的《紅樓夢》研討會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召開時，舉辦方特地發函邀請馮其庸赴美參加。至此，過去不受重視的庚辰本被廣泛認可。

　　在抄本的問題上，馮老的“笨功夫”遠不止于此，他還完成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艱巨工程——與季稚躍先生合作，歷時十余年，把13種版本的脂硯齋評本全面匯集在一起，將各本豎行橫列逐字逐句對校，并匯集全部脂評(含非脂評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計30卷冊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使學術界有了一個紅學研究的資料寶庫。

　　做學問，第一是“無證不信”，第二是“孤證不立”

　　考慮到《紅樓夢》新校注本出來的時候，必須要有一篇序，文中一定要介紹作者曹雪芹，馮其庸便開始了對曹雪芹家世的考證。

　　這種研究，他使的還是“笨功夫”。

　　在馮其庸之前，有學者曾提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豐潤，后有人為之補充證據，認為曹雪芹祖父曹寅有兩個朋友是豐潤人，他們彼此稱兄道弟，那曹寅也應是豐潤人。

　　但馮其庸對此有疑問:稱兄道弟或許只是一種社會習俗?

　　1963年，他曾在故宮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上看到一件展品:《遼東五慶堂曹氏宗譜》。隔著玻璃，這本宗譜給馮其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當時的他還沒有開始紅學研究。

　　如今要找這本宗譜，卻因為當中經歷了一場“文革”，展品不知所蹤。

　　正在為難之際，有人提供線索:宗譜提供者家中還有一個底本。馮其庸興奮極了，專程去找這位做面塑的曹家后人，借到宗譜后足足看了個把月，并在得到允許后，手抄了一份。

　　為了證實宗譜的可靠性，馮其庸從《清史稿》中找出了宗譜上有名字的二十幾個人，其基本事跡和宗譜上所述完全一樣。但譜上這二十幾個人并不是同一時代的，“做學問，第一是‘無證不信’，第二是‘孤證不立’，我對自己做學問的要求是，一件事情要兩條以上的證據才能論實。”馮其庸說。于是，他又開始查《清實錄》。

　　當時，馮其庸的家在張自忠路上。那段時間，他白天上班，一到晚上，書房的燈就亮起來，常常通宵不滅。他每天看《清實錄》，挨著年份，一本一本地看。憶起這段日子，他對記者說:“我當時就想，我讀過了，書里頭沒有，就死心了;如果沒有全部讀過就得出結論，我會睡不著覺的。”

　　一直看到天聰八年(1634年)，發現有一條實錄:“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曹振彥是曹雪芹第四代老祖宗，這是迄今為止官書記載的曹家歷史中最早的一條，“原文我至今記得很清楚。”馮老說。

　　就在這時，遼寧博物館的朋友寫信告訴馮其庸，遼陽有一塊《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的后面有一連串題名，其中有曹振彥之名。“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專門為這事趕到遼陽文管所，去庫房看這塊碑。光憑人家一封信，不看到實物，我不放心。”

　　看到了碑，馮其庸還不放心，他提醒文管所的同志找找看，會不會還有第二塊、第三塊?果然，一個月后，又在庫房里找到一塊《重建玉皇廟碑記》，雖然碑已經碎了，但“曹振彥”三個字還在。“在遼陽，曹振彥的名字兩次出現在碑刻里，上面都有他的頂頭上司，也有他的官職，還有他離職的情況。史料越來越多，我當時很高興。”馮其庸說。

　　在遼陽，馮其庸的名頭傳開了，大家都知道有這么個人，到處在找與曹家有關的東西。于是有人跑來問他:有所小學的門外立著塊大碑，叫《東京新建彌陀禪寺碑》，你要不要去看看?“當時我一聽就很高興，管它有沒有，都得去查一下。”

　　碑很高，馮其庸向學校借了兩張課桌壘起來，爬上去對著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字，仔仔細細地查找，從中找到了三個姓曹的人的名字。回北京后與抄下來的宗譜一對，這三個人都是宗譜中三房里的人，曹雪芹那一房是四房。

　　遼陽之行，還有意外收獲。一貫喜歡走山訪水的馮其庸，看完碑后去了當地一處叫千山的名勝游覽。“美景當前，我忽然悟到，曹寅的《楝亭詩鈔》和《楝亭詞鈔》底下，都有‘千山曹寅’，千山的主要位置都在遼陽，自稱‘千山曹寅’，這等于說是遼陽曹寅啊。”

　　至此，曹雪芹祖籍遼陽幾乎是鐵板釘釘的事了，但馮其庸還是“不依不饒”。“后來我又進一步想，這些都是考證出來的，有沒有‘曹振彥，遼陽人’這樣的直接記載呢?”他想到，曹振彥在山西、浙江都做過官，于是，他查找山西和浙江的地方志，果然找到曹振彥名下寫著“奉天遼陽人”。

　　從《清史稿》《清實錄》上的記載，到遼陽碑刻實物，再到山西、浙江的地方志，為了考證曹家祖籍，馮其庸翻閱了幾十種史籍、宗譜、方志和詩文集，甚至把五慶堂宗譜上的二十多人都查出了史料。如此費盡周折，僅僅起于對曹雪芹是豐潤人一說的疑問，“我就是為了那篇序言要寫得可靠、真實、有依據。”

　　一輩子，一部書。馮其庸用半個世紀的光陰研究《紅樓夢》，最終花5年時間，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頭記》抄本研究、紅樓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藝術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吸收評點派的精華和其他紅學研究家的成果，寫成了《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這可以說是他全部紅學研究的總匯，是他一生心血所聚。紅學家李希凡先生評價它“是在文本、文獻、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是現代紅學最有系統的開拓性的研究成果”。

　　功夫還沒練好，就想創新，不符合規律

　　紅學大家的身份，并不能囊括馮其庸的全部。2012年初，匯聚了馮其庸一生學術精華的1700萬字、35卷冊的 《瓜飯樓叢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是對馮其庸完整學術生涯的總結和提煉。

　　出身貧寒的農民家庭，馮其庸的小學、中學，讀讀停停，他一邊種地，一邊自學，到處找書讀。在讀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時，馮其庸被這位圣僧以萬死不辭的勇氣赴西天取經的精神所震撼，不知不覺在他年少的心里種下了求學求真的種子。

　　若干年后，這顆種子發芽、生長，最終促成了一次學術壯舉。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間，馮其庸以古稀之年陸續完成十進新疆、三登帕米爾高原、兩次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等壯舉，終在海拔4700米的明鐵蓋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經回國的山口古道。此古道為玄奘東歸后1355年來第一次被發現，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贊馮其庸“做了我們沒能做的工作”。

　　對馮其庸來說，實地考察也是一種“笨功夫”。在他的“人生總結”《風雨平生》中，馮老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我一向認為除了應該讀書架上的書外，還必須讀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種歷史遺跡和文物這部‘書’……對于一切學術的結論，沒有可靠的文獻，沒有可靠的實地調查挖掘，就很難做出確定的結論。”

　　從“四清”運動被派到陜西開始，馮其庸就在艱苦條件下開始了古跡考察之路。“當時紀律很嚴明，如果你當天出去不回來，要處分的。我去看神禾塬上的香積寺，怕回不來啊，就拼命地跑。”后來到了干校，他沒把批斗當回事，卻一到禮拜天就早晨四五點起來，步行去乘火車，到附近能夠一天往返的地方去考察。

　　“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學問聯系起來的。”馮老說。項羽自刎于烏江是千百年來的傳統說法，但兩次垓下調查，一次陰陵、東城及烏江調查，讓馮其庸大膽提出項羽自刎于東城。“我去過東城多次，后來連東城遺址和城墻都發掘出來了，再結合《項羽本紀》等文字資料，項羽‘身死東城’是無可懷疑的。”

　　耄耋之年，馮其庸出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創辦“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提出“大國學”概念，將西域學納入國學研究視野。這樣的學術視野，離不開每一步踏實的行走。

　　不僅潛心于學問，馮其庸還寄情于詩書，結緣于翰墨。曾有人求教他學問與書法之間的聯系，他說:“我搞學術是下苦功夫，究根窮源，找不到證據不罷休。學書法也要有鉆研精神，比如對《蘭亭序》，我是反復研究的。藏在日本的《喪亂帖》在上海展出，我特地到上海去觀摩。看，就是學。不僅要臨帖，還一定要多看。年輕時我曾將喜歡的法帖張貼在家中門內，進門出門反復看，時間久了，就刻在心里了。”

　　“苦功是基礎，功夫還沒練好，就想創新，不符合規律。”馮老說。

　　誠哉如斯，笨功夫才是學術的“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