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記錄整理者葉龍：它真正的意義更在書外

《中國文學史》記錄整理者葉龍：它真正的意義更在書外

2016年05月29日 09:04:00 瀏覽量: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葉龍，雷冊淵

　　塵封半個多世紀之后，國學大家錢穆唯一文學史講稿《中國文學史》，近日經其弟子葉龍記錄整理出版。

　　這是繼“錢穆講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經濟史》和《錢穆講學粹語錄》之后，葉龍又一次以記錄整理的方式，向師者、向遠去的歲月、向文化的薪火相傳致敬。

　　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這位88歲高齡的“錢門傳薪人”，用悠長的記憶與深情，講述了這部文學史的來龍去脈，以及它背后那份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矢志不渝的溫情與敬意。

　　葉龍展示錢穆手跡

　　不會被時間遺忘的價值

　　1953年，紹興青年葉龍第一次見到國學大家錢穆，在遠離故土的香港新亞書院課堂上。

　　授課的錢穆，“嚴肅，不太有笑容，雙目炯炯有神，一開口極有吸引力”。

　　聽課的葉龍，一時熱淚盈眶。在這片因殖民而“無根”的土地上，錢穆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觸動了同為江浙人的他的思鄉心腸。

　　那一年，剛滿25歲的青年，遇見了虛歲60歲的錢穆，如同在漂泊異鄉中遇見了一個“精神世界”。

　　自此，一本本課程筆記、一篇篇講義整理、一封封書信往來……從桂林街到沙田馬料水，從新亞書院到能仁學院，從香港到臺北，葉龍一路追隨錢穆，成為錢穆言論和學術思想的重要記錄者。

　　新亞研究所前所長陳志誠曾回憶道：“記憶所及，替錢師做記錄最多的，葉師兄應該是其中極少數者之一。他一直追隨著錢師，也一直好好珍藏著他所記錄的錢師筆記，應該說他是錢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青年學子葉龍在新亞學院課堂上一筆一畫的記錄，就像埋在時間里的種子，在半個多世紀之后、在耄耋老者葉龍的寓所，迎接“破土而出”的時刻。

　　葉龍飽經滄桑的手，一頁頁翻過自己青春時代的聽課筆記，紙張早已泛黃老去，但文字所凝聚的那些中國文學史、中國通史、中國經濟史、莊子……仿佛已在漫長的等待中，積蓄出一種醇厚的鮮活。

　　這份鮮活，透過指尖，直達葉龍心頭。一個念頭蹦出來：趁還看得見、寫得動，把這些因亂世流離沒能出版的珍貴講稿整理出來，為“錢學研究”做一補白。

　　很快，蒼老的手握緊筆桿，追尋著青春時代的筆跡，逐字逐句謄錄、校訂、注釋錢穆當年講課時的講義。這，成為了葉龍晚年一絲不茍堅持的事情。

　　他默默無聞的堅持，換來人們驚喜連連。自2013年署名“錢穆講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經濟史》和《錢穆講學粹語錄》面世，到今年《中國文學史》出版，人們發現，原來在錢穆廣博的學術體系之外，還有從未被發掘的、完整的專門史。

　　這些“破土而出”的學問，頓時贏得了學界的贊許。

　　葉龍作為它的守護者與記錄者，也被冠以“錢門傳薪人”之名——相遇半個多世紀之后，青年與老師的相遇，獲得了不會被時間遺忘的價值。

　　解放周末：聽說當年您是因為仰慕錢穆而去了新亞學院？

　　葉龍：是的。我到中國香港后，在傳教士辦的圣經學院讀了兩年書。1953年，快畢業的時候，我和其他五六位同學知道錢穆先生創辦了新亞學院。我們很仰慕他的學問，就一起到了新亞書院讀書。

　　解放周末：從仰慕到聆聽，您所見到的講臺上的錢穆是怎樣一番風采？

　　葉龍：1953年到1957年我在新亞學院讀哲學教育系，后來又念了2年研究所，拿到了哲學學位、歷史學位。在這期間，我總共修了8門錢先生的課。錢先生開的課，有的我聽了不止一遍。

　　上課的時候，錢先生總是隨身帶著一沓卡片，講到相關的地方，就拿出一張卡片來，在黑板上抄給我們看。印象中，他手拿粉筆，踱著步，一路講一路寫。他講課是很細致的。

　　解放周末：在遠離故土的地方，錢穆洪亮的無錫官話，進了您這位紹興學生的耳朵里，除了一種學問的傳遞，還另有一番情愫吧。

　　葉龍：當時好多廣東同學聽不太懂他的“無錫國語”，但對我來說是毫無障礙，而且覺得很親切。

　　解放周末：據說，在眾多的學生中，您的課堂筆記是相當出眾的，也得到過老師的肯定。

　　葉龍：我那時看書不算多，就是寫筆記很詳細。當然，那時不知道將來可以出書的（笑），我就是覺得，錢先生名氣那么大，學問那么大，我就猛寫筆記。而且，我之前練過毛筆字，上課用硬筆寫小字做筆記，就快得很。錢先生在課堂上講的一字一句，我專心聽講，都能記下來。真是沒有什么遺漏的。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1955年9月的一天，錢穆踱進教室，環視一周，在講臺上緩緩吐出一句“重話”：“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

　　這一句，開啟了錢穆在新亞書院的中國文學史課程。

　　這一句，發軔了61年后一部錢穆講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文學史》沖破歲月塵埃面世。

　　今天的人們，雖已無法目睹其在1955年那個簡陋教室里侃侃而談的風采，卻猶可仰仗葉龍對當年課堂筆記的整理校訂，重溫那些聲音被凝聚為文字后的觀點與思想。

　　錢穆講中國文學史自成一套完整體系，從中國文學的起源開始，依流而下，直至明清章回小說。這部《中國文學史》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錢穆授課時鮮活生動的口語表達，也留存了許多神來之“語”。

　　這樣的《中國文學史》毫無疑問會贏得贊譽，也不可避免地帶點瑕疵。

　　但事實上，它真正的意義更在書外。

　　有評論家言：“如果把它還原到1955年那間破爛不堪的教室，還原到錢穆當年面對的一張張浸滿汗水與愁苦的臉，還原到手邊連幾本工具書都找不到，更沒有搜索引擎可供查尋的時代，還原到一個教師走上講臺的初衷——面對白天搬磚晚上來聽課、傳統文化成為他們最后的‘根’與‘家園’的普羅大眾，錢穆只能，也必須講出這樣的《中國文學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學史。

　　解放周末：《中國文學史》整理出版后受到如此之多的關注，出乎您意料嗎？

　　葉龍：我完全沒想到。這恰恰讓我想起，錢先生曾經說，“你們不要叫我什么國學大師，我是讀者嘛！我喜歡歷史、喜歡文學，我只是個喜歡念書的讀書人而已。”但很顯然，在讀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大家。

　　解放周末：對您而言，這部文學史不僅僅是一次記錄整理，更是一種重溫。

　　葉龍：是的，這讓我想起當年錢先生給我們上中國文學史課時的一些情形，或者一些感觸。

　　當時的情形，就像新亞研究所前所長陳志誠回憶的那樣：錢先生講課時聲音嘹亮，抑揚有致，徐疾有度，在講壇上往來踱步之間，散發出一股非常獨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國文學史課時，同學們都全神貫注，靜心聽講。他的每一課都像一個專題，非常吸引人。

　　解放周末：在您看來，這部文學史有何與眾不同之處？

　　葉龍：講文學史的人多得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錢先生也有自己的一套。有人批評說這本書的主次輕重不夠妥當，我倒覺得這就是錢先生慣常的做法，“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

　　錢先生講文學史，上至堯舜禹，下至清朝末年，體例上是按照時間順序來的，對很多問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和解釋。比如，他說曹操做了這么大的“領導”，文章依然風趣、自由，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閑話家常。

　　錢先生的文學史還強調一種生命觀。他說，文學是生命，比如司馬遷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論之中的。他又說，文學的最高境界其實是“不求人解的”，比如屈原寫《離騷》，他并不是要講給人聽的。

　　解放周末：在那間簡陋的課堂，面對著許多像您這樣困頓中的學生，錢穆把這些一一講給人聽，這使得他的中國文學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浪漫主義，而是腳踏大地的現實主義。

　　葉龍：我是在后來自己做老師的時候，才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教那些讀ABC長大的香港年輕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漸漸明白了錢先生當年那種巨大的悲涼。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在絕望中建設的大勇氣。

　　裝了一肚子的歷史

　　新文化運動后，與許多學者紛紛“向西看”不同，錢穆著力主張對本國歷史要抱持溫情與敬意。因為，他認為只有從歷史中才能看到未來。

　　縱觀錢穆學術年譜，旅居香港的16年，由于鮮有重要著作問世，易被研究者輕輕掠過。

　　但事實上，在香港辦學的那段歲月，是錢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頁。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他認為自己在新亞書院時，“為余平生最忙碌之十六年”。

　　忙碌，是因為這位對歷史與傳統文化始終葆有溫情與敬意的學者，用一種更直接、更入世的方式，居身狹仄的學堂里，默默地傳播中華文化。

　　葉龍回憶，錢穆曾這樣談到自己堅守新亞學院的初衷：（學生們）有些生活在饑餓線的邊緣，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遠占據心頭，多半是今天過了不知道明天……若我們不能給予他們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各自找不出他們的人生出路，所謂傳統文化，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會漸漸煙消云散。

　　解放周末：“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在昔日新亞書院的校歌里，今天的人們可以遙想到當年的篳路藍縷。

　　葉龍：那時候新亞學院的辦學條件非常艱苦。桂林街61-65號的四個單位，容納了書院的全部，沒有圖書館、沒有什么教學設施，幾乎可以稱得上是“校徒四壁”。

　　解放周末：現實如此窘迫，就愈顯得理想高遠。

　　葉龍：對于新亞學院，錢先生有著自己的理想。那時候，他到香港不久，沒有什么錢，起初就和大家一起住在學校。一棟樓里有課室有宿舍，大的房間做學生宿舍，小的房間就給主要的幾位教授，他們一人一個小間。

　　讀新亞，本來是要交學費的，但基本上沒讓我們交學費，因為學校知道學生的苦處。所以，教授們工資很低，也很窮。當時，香港大學文學系一再請錢先生去那里教書，工資高很多。他也不去。對方說，那錢先生就來兼一門課吧。錢先生說，不行。我在新亞，不是為了我個人有沒有錢，我要緊跟著新亞做事情。

　　解放周末：錢穆在新亞做的事情很多，既當院長，又是授課。您還記得當時他講課的受歡迎程度嗎？

　　葉龍：錢先生是名教授，他把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無論講中國通史或經濟史，講文學史或文化史，都有自己精彩獨特的見解。

　　新亞學院的學生沁蕊曾經回憶說，錢先生講中國歷史簡直會把你的耳油都聽出來。你真稀奇他怎么裝了一肚子的歷史。上錢先生的課，千萬別坐在第一排。因為，他講課時，喜歡在講臺上踱來踱去，你的視線被他吸引著，于是你的身子就跟著他轉動不停。這樣，一個鐘頭聽下來，你就會發覺脖子又酸又累。

　　解放周末：在課堂之外，您與他交往多嗎？

　　葉龍：一直有交往。我還為錢先生做過一件特別的事。新亞學院畢業后，我在中學教書。那個時候，我把以前聽錢先生講課和講座的筆記都收到一起，讓我的學生每人幫我謄抄一篇，最后集成了兩大本，送給他。后來，錢先生出《新亞遺鐸》，恐怕這兩本東西也是提供了一點作用的。

　　解放周末：看到這厚厚兩本筆記，老師是何反應？

　　葉龍：錢先生馬上就把筆記搬到房間里去了。一路走還一路看，他看到前面還有一個序，以為是我寫的，就說，“你這篇序比以前寫得好呀。”其實這篇序是我請我岳父寫的（大笑），他以前學古文的。我想，這應該是錢先生很高興，就贊一贊這篇序啰。做這件事，我并不是想拍馬屁，就是覺得這事有意義。

　　解放周末：也是這個意義，在許多年之后又將您推到書桌前，一頁頁翻動泛黃的筆記本，一字一句整理當年的筆記。

　　葉龍：不需要整理的。因為錢先生講的時候，我記得極為仔細，能做到盡量不遺漏一個字，所以，抄下來就是一本書了。我只是如實地把他所講的記錄下來，沒有加自己的東西，也沒有刪漏。

　　記得當時一位先生查看過我的筆記，他還說，你要看點課外書啊，不要光是記錢先生的話。如果按照他說的，現在就沒有準確的錢先生的文學史了嘛（笑）。

　　有著說不出的敬重

　　葉龍記得，錢穆對學生很關心愛護。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使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學者，不由得把他稱作“家長”。

　　新亞學院的學生端正曾經這樣寫文章回憶：錢先生在當時真可謂是食宿無定所的，卻常常買鮮蝦給我們加菜，飯后也常常請我們吃香蕉。有一次，我回來遲了，同學忘給我留菜了。而錢先生也因為回來遲正準備用膳，看見我回來，便把自己的菜分了一大半給我。

　　葉龍還記得，在課堂上錢穆曾經說過：“所謂‘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負道義之人，不以惡衣惡食為恥。”對此他本人自是信奉不二。

　　1963年，錢穆決意請辭離開新亞書院。

　　個中原因，眾說紛紜，尚無定論。但可以確認的是，當時錢穆斷然放棄了堪稱巨款的一次性數十萬港元退休金，堅持辭職，以示明志存節。

　　過意不去的新亞校董會就多支付了錢穆一年的工資，錢穆不肯“白拿”，就又留下來講了一年課。

　　人們感慨，他這樣的選擇與堅持，與他所期冀的人生境界，是那么“同心同德”——“人生有兩個世界，一是現實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們都是現實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須同時成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解放周末：離開新亞，錢穆先生到中國臺北定居之后，你們師生之間經常書信往來嗎？

　　葉龍：我現在還保留著二十多封錢先生寄給我的書信。在那些信里，有的是說做學問的事，有的是談其他的事。錢先生的字有點“硬”，自成一體。我在做學生的時候，曾經向他請過一幅字，他寫的是一首王陽明的詩，很長。在我印象中，他好像很喜歡王陽明。

　　解放周末：您最后一次見到老師是什么時候？

　　葉龍：錢先生于1990年8月去世，在這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去臺北看望了他。

　　錢先生離開香港后，我幾乎每年都會去看望他。只是，后來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了。我想，這大概是因為用眼太多了。錢先生晚年，那么大年紀了，還一字一句地看《朱子全書》。

　　解放周末：“思想峻厲，處世溫煦，并存于錢穆身上。”這是人們對于錢穆的一種評價。作為他的學生，對此您有同感嗎？

　　葉龍：在我心目中，錢先生很和氣、很慈祥，不急躁，一點架子都沒有。

　　那時候，他常常苦口婆心勸我們青年人對祖國的歷史文化要有起碼的了解。但是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明白他的用心。這就是我以前寫過的，“他對于古老的中華，有著說不出的情愛；對于深遠的中國歷史文化，更有著說不出的敬重。”

　　《中國文學史》錢穆著

　　人物小傳

　　葉龍中國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曾就讀于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多年，晚年記錄整理了錢穆講授的《中國經濟史》《錢穆講學粹語錄》和《中國文學史》。著有《桐城派文學史》《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