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時代知識分子精神之困

消費時代知識分子精神之困

2016年05月30日 00:00:00 瀏覽量: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李洪華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轉型的商品經濟體制和消費文化語境使得知識分子失去了80年代居于社會中心引領時代風尚的優越和自信，并進而在商品經濟和科層體制的雙重夾擊下迷失方向。陳世旭的長篇小說《一生之水》是繼《裸體問題》《世紀神話》《登徒子》之后，又一部深度展示當下社會、嚴峻叩問知識分子的力作。小說以主人公馮樂的職場經歷和風月故事為主線，立體呈現了消費時代知識分子在權力和美色等欲望追逐中的人性沉淪和靈魂掙扎。

　　陳世旭筆下的知識分子常常生活于文人氣息較濃而又相對封閉的高校或作協等文化事業單位。然而，轉型時期泥沙俱下的時代洪流沖刷著社會的每個角落，知識分子也概莫能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轉型而來的教育產業化與高校社會化改革在大學內部各個層面營造出濃厚的商品化和行政化氛圍。這為身居要津的高校行政干部利用職務之便侵占科研資源，并為進一步晉升攫取政治資本，大開方便之門。于是，學術成果已不再是學院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高校行政級別很快成為人們競逐的目標。《一生之水》中政教處的官員們不務本職“正業”，而熱衷于文藝創作和匯報演出等一類名不正言不順的“副業”，其目的既不是為了社會效益，培養人才，繁榮文化，也不是為了經濟效益，增加收入，惠利師生，而是為了拿“國家大獎”。

　　馬克思認為，人們的意識常常隨著生活條件、社會關系、社會存在方式的改變而改變。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當市場成為社會與文化的交匯點，“商品”時代的資本與“計劃”時期的權力很快便達成了共謀。消費時代獲得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物質利益和交換法則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和生存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一生之水》既是一部社會轉型時期的高校官場現形記，也是一部商品消費時代的知識分子沉淪史。商品經濟時代的消費文化語境中，作為知識分子生活的社區，大學校園已經失去了往日象牙塔內的和諧與寧靜，各種喧囂和矛盾不斷加劇。一方面體制內的道德規范仍舊強調忠于職責，為人師表。但另一方面，在學院外面廣闊的市場社會，各種豐富的物質消費和轉變了的價值取向“明目張膽”地誘導人們追逐利益滿足欲望。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章》）。對于既立“廟堂”之志、又懷“黎民”之憂的古代知識分子而言，其“道”多體現為“濟蒼生”“善其身”的政治抱負和人格操守。他們常常因任重道遠，而意志堅強，勵精圖治。對于失去“科舉”依傍的現代知識分子而言，“道”除了被賦予了時代內涵的政治抱負和人格操守之外，更有了賦予他們以身份自信的學術知識。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社會急劇轉型的商品經濟浪潮中，知識分子追求理想抵御苦難的精神支撐已然土崩瓦解，隨之而來的是理想抱負的失落、人格操守的淪陷和學術知識的貶值。在一次訪談中，陳世旭說：“我覺得，一個國家的時代變革，能不能形成和發展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這種新的文化精神的品質如何，滲透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文化成色。可以說，知識分子的表情就是國民的表情。”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在物質消費主義漸趨流行的商品經濟時代，陳世旭為何以堅韌的姿態持守知識分子精英立場，直面轉型時期的社會現實，揭示資本與權力合謀所導致的知識分子精神頹變。

　　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一生之水》也可看作消費時代的世情小說。所謂世情小說即指以“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為特點的一類小說。魯迅在言及世情小說時曾說：“這種小說，大概都敘述些風流放縱的事情，間于悲歡離合之中，寫炎涼的世態。”《一生之水》中，馮樂在經歷了風流放縱之后，權力、女人和家庭最終都“風流云散”，正當盛年的馮樂也罹患絕癥不治身亡。臨終前，馮樂把那些本屬隱私的故事交給他自認為“最信賴的朋友”，希望有一天這些真實的故事能以虛構的表象發表出來，從而能被那些與他有過瓜葛的女人看見，“讓那些從來就沒有愛過他的女人看見了知道他也從來就沒有把她當回事；那些給過他真愛的女人看見了知道他也是個有情有義的男人”。然而，在馮樂的追悼會上，U盤里的那些女人一個也沒有到來，最信賴的朋友也保持了沉默。臨終前的馮樂自認為徹悟了人生：“活到現在這個份上我全明白了，世界上凡是能用錢計算的都是廉價的，只有真情無價。”其實，感懷人生的馮樂至死也沒明白消費時代人生的虛無空缺。由此，作者的敘述意旨也很明了：消費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之困讓人感受到莫可名狀的悲涼。“一生之水”既預示了消費時代如水的愛情，也暗諷了消費時代如水的人生，一切皆逝，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