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佳客遍京華

《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佳客遍京華

2016年10月31日 15:53:39 瀏覽量: 來源:寧波日報 作者:傅曉慧

　　北宋時，東京汴梁在一般士人的心目當中，絕對是個“圣地”，它不僅是當時的繁華所在，還是帝都皇城。蘇轍從四川眉山第一次遠赴東京時，就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表達了自己初來乍到的欣喜與驚訝:“至于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園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碧K轍的這種看法在當時極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而《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一書主要就是探討外地來京的士大夫們于朝堂之外，錯綜復雜的人際交往活動。

　　古代讀書，無非為了求仕，士人階層和東京的官僚階層也就有了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種關系除了體現在地位、身份所要求的公共活動中，也反映在本書所說的“交游”兩字上。外地士人來到東京，人生地不熟，可又想盡快融入這一地域的社會關系中去，于是他們便拼命找在京的親屬、同鄉或師長，這背后倚仗的其實是血緣、地緣和學統關系的支撐。莫看佳客遍京華，要想真正在此立足，還得展開拜謁、走訪、宴飲、雅集和送別這五種主要的士人交游方式。

　　“拜謁”這一交游方式明顯受到了科舉制度的影響。宋初，為了增加進士及第的可能，舉子圈里流行向知舉官行卷的風俗，也就是年輕學子向一些名宗宿儒投贄拜謁，希望借此來投師問學，博得贊譽，從而擴大聲名。漸漸地，拜謁者和被拜謁者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師生”關系。后來朝廷為防士大夫階層結黨營私，頒布了“禁謁”制度，但事實上，人情社會中實質性的座師和門生關系不是憑一項制度的出臺就可以徹底切斷的。

　　“走訪”活動和東京士人的社會融入、休閑活動甚至后來的黨派紛爭都有一定聯系。本書列舉了梅堯臣七次到汴京，和友人的走訪及“嘉祐四友”、蘇軾諸友的相互走訪，說明了士人在政治文化環境中，即便是私人性的相互往來，也難免會顯出艱難和尷尬來。

　　“宴飲”是北宋的士大夫群體非常熱衷的一項活動，但他們在寺院、館閣、衙署及酒肆茶館等地和知己好友暢飲言歡，勢必會牽涉到花銷費用和享樂意識提升的問題。書中提到歐陽修剛到汴京時經常嘆窮，說無錢沽酒。后來有了酒錢，又覺自己“無錢買嬌鬟”。再后來，真正發達了，一樣是養寵物、蓄歌姬。這種物質追求就是北宋社會享樂思想的流行在士人中造成的影響。

　　至于“雅集”，那對文化和“物質”的要求就更高了。這里所說的“物質”，不是指一般的經濟實力，還包括文人收藏中高檔次的書畫、碑帖、金石器物……此外，這種聚會的召集者也得具有強烈的文化號召力和社會凝聚力，不是說一個土豪發幾張通知，就會有人來參加的。當時雅集的召集者多為文采風流的駙馬爺、書香門第的大家等。

　　“送別”作為朝堂之外的一項文人的生活內容，分為私人送別和公共送別兩種，其中私人送別占了絕大多數。比如在京游學、參加科考的舉子要返鄉了，還有根據當時的改官選調制度，在京城的官員要去地方州縣任官了，都會引得好友、同僚前來送別。若是罪臣外貶，前來送行的人還擔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像仁宗時，范仲淹因觸犯了執政呂夷簡，被貶饒州。當時“士大夫莫敢往別”，只有王質扶病前去餞別。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官場之中，最是患難方可見真心!至于群體性的公共送別，往往是因為送別的主導者和參與者有著特定身份，常見的就是朝中的名公巨卿離京，送者云集。

　　盡管士人的交游本質上屬于個人日常生活的范疇，反映的也是個體的情趣追求、理想抱負，但同時它又難以擺脫特定時代的制約，帶有鮮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加之東京是天子腳下，不少政治事件的發生、發展，也會折射到士人們的日常交游之中，所以，所謂的“朝堂之外”不過是一種表現，依賴科舉生存的士人，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才是現實。當然，文人之間那些自由往來、詩歌唱酬以及休閑娛樂也確實能體現他們的生活狀態，文學、繪畫、書法等藝術門類就在其間綻放著絢麗璀璨的光華。從這個角度來看，士人們的交游活動又的確具有“朝堂之外”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