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四種形態” 盯緊“關鍵少數”

實踐“四種形態” 盯緊“關鍵少數”

2016年08月15日 10:42:55 瀏覽量: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丁謹之 顏新文

　　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是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重要舉措之一。

　　8月10日，記者從浙江省相關部門獲悉，類似的探索在浙江早已起步。作為市場經濟發達的沿海省份之一，幾年前，浙江就率先出臺了《黨員領導干部防止利益沖突暫行辦法》。盡管該辦法并非專門針對“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但其中的部分條款已明確指向了這一群體，為此后浙江進一步探索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行為，出臺相關更有針對性的制度，提供了基礎和依據。

　　“必須從制度著手堵住漏洞”

　　“父子兵”“夫妻店”“全家腐”等現象，頻頻出現在各地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中。

　　杭州市政府原副秘書長，錢江新城建設指揮部原黨委書記、副總指揮王光榮就是這類問題的典型代表。王光榮在任時，其妻、女及女婿先后在多家房地產公司工作，其妻還有多名家族成員涉足房地產領域、金融領域。利用王光榮職務之便，他們有的在企業任職領酬，有的從事地產項目開發，有的在公司占有股份獲利，有的則收取高額費用為有關公司辦理項目前期工作。

　　2012年，王光榮退休后的第二個月，就進入某房地產集團任職，領取高額年薪，并以咨詢費名義收受巨額賄賂。2014年5月，杭州市紀委對其涉嫌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調查。

　　“利用職務之便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是不少腐敗分子的‘通病’。”浙江省紀委相關負責人說，近年來，浙江多地查處的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存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等問題。寧波櫟社國際機場原總經理陳遵舉、杭州市西湖區建設局原副局長吳少雯、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處原副處長朱國鏞等人，均在其列。

　　“這種行為有損市場公平，對黨委、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極大損害，必須從制度著手堵住漏洞。”天臺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吳華丁表示。

　　對此，浙江省不少地方已有了探索。2014年10月，磐安印發《磐安縣嚴禁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的若干規定（試行）》；2015年，杭州、寧波相繼出臺規定，禁止領導干部在工程建設領域進行利益輸送；2015年9月，溫州印發《溫州市防止領導干部利益沖突辦法（試行）》；2016年5月，諸暨出臺《諸暨市黨員領導干部防止利益沖突十條規定》，對全體黨員領導干部作出“八個不準”和“兩個回避”的行為限制。

　　浙江省直機關一名干部說，各地對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的關注與規范，可謂“對癥下藥”。在他看來，“有公權力的地方就有廉政風險，必須用制度進行管控。”

　　“抓住了‘關鍵少數’，就能抓住問題的要害”

　　緊盯“關鍵少數”，在浙江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行為工作中，非常奏效。

　　《溫州市防止領導干部利益沖突辦法（試行）》明確規定，各級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的領導班子成員（含同職級的非領導職務人員），均列入規范范圍。

　　在衢州市衢江區，今年3月開展的有關違規經商辦企業問題專項整治，將目標對準了“區管領導干部”。

　　“有的放矢監督，有利于制度落地和執行。”衢江區紀委副書記、監察局長孫良說。

　　記者注意到，在浙江各地最近通報的一系列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中，可梳理出以下規律：領導干部地位越高，權力越大，其權力的遞延效應越強，“身邊人”以此謀取利益的空間也就越大。

　　“抓住了‘關鍵少數’，就能抓住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這個問題的要害。這是我們通過探索實踐取得的共識。”東陽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胡勇春說。

　　據了解，目前，浙江各地正在探索對“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作出細化規定。

　　磐安縣出臺了嚴禁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等經商辦企業的規定，其中用約四分之一篇幅，詳細羅列了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等在該領導干部管轄區域或業務范圍內不得從事的7種行為，如“不得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相沖突的經營性活動”，“不得投資、承包由政府投資或審批的項目”等。

　　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的高標準嚴要求，是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呼應，是對干部的嚴管，更是對干部的厚愛。“先抓‘關鍵少數’，以達到處理一個、震懾一片效果。我們正考慮擴大制度的覆蓋面，將掌握公權力較多的關鍵領域納入監督范圍。”舟山市普陀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陳利文說。

　　“嚴格執紀審查，發現一起查處一起”

　　“關鍵在落實。”浙江省紀委相關負責人說，浙江各地探索出臺相關制度后，更注重在實踐中將制度規范與日常監管相結合。

　　“近年來，我們查處的違紀違法黨員領導干部中，有三成左右存在家屬違規經商辦企業等問題。”杭州市紀委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市紀檢監察機關嚴肅監督執紀問責，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對有苗頭性問題的談話函詢，對有輕微違規的實行任職回避，對嚴重違紀的嚴格執紀審查，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形成有力震懾。”

　　針對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等問題，寧波市鄞州區委主要領導受市里委托，今年已對4名市管領導干部進行談話提醒。同時，通過全面摸排，對27件涉及區管領導干部的交辦件、督辦件逐一進行核實、澄清，并查處1起區管干部挪用公款用于妻子經營公司的問題。

　　在有關問題的專項治理中，金華市婺城區共抽查、核實區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情況560余份，發現相關問題線索5條，并要求限期整改。

　　平湖市組織2280名干部填寫《平湖市國家公職人員防止利益沖突排查承諾表》；武義縣通過排查，共查明51人存在家屬違規投資、經商辦企業情況，目前已全部向組織遞交書面情況說明，該縣還對未如實申報、申報不全的5人予以誡勉談話，16人予以談話提醒。

　　記者了解到，杭州建德市、桐廬縣，臺州黃巖區、天臺縣等地還將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情況納入基層巡察范疇。

　　“制度的具體條款可借用‘負面清單’的概念，進一步細化。”建德市紀委相關負責人對這一工作充滿憧憬，并建議加大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將相關制度規定落實情況納入干部廉政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