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吏治的棱面

漢代吏治的棱面

2016年10月04日 14:11:52 瀏覽量: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張毅

　　漢代吏治牽涉甚廣，以下只就幾個節點作一粗淺論說。

　　邀集良才的選官制度  

　　《韓非子·外儲說》有言:“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之要首在選吏。西漢選官制度，主要為察舉、征辟兩途。 

　　察舉，即由下而上推選人才為官，在秦代已被廣為實行，西漢持續推演，更趨完備。其察舉標準，為“四科取士”，具體為:“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后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其科目則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明經、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等，體現了選才標準的開放與多元，然究其要義，實為“公、能、智、勇”四字。  

　　征辟，則為自上而下選拔官吏，具體又可分為皇帝征聘與公府、州郡辟除兩種方式，前者為皇帝直接選才用人，后者則是中央、地方高級官員自行任用屬吏。  

　　除了這兩條正途，通過任子、納貲援官入仕也較為常見。  

　　任子，即高級官吏可保任其子弟為官。大概從文帝時起，任子成為一種通制。其標準則是:“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漢書·哀帝紀》注引應劭)對于享有此項權力的官吏級別、在職年限、保任名額都有明確標準。  

　　納貲援官，從入仕者的角度而言即為用錢物買官。武帝時，廣開三邊，財政緊張，在大賣武功爵的同時，采取入物補官的措施，即所謂納貲授官。這在西漢時尚為臨時應急舉措，選官尚未過濫，但延至東漢，則發展為惡政。  

　　由以上可見，漢代選吏不拘于一途，雖去古未久，但已與“世卿世祿”的狹隘視野相距甚遠，史學家許倬云說察舉制度“將人才的流轉也組織為龐大的網絡，將人力資源和訊息經過流轉匯聚中央”，這確實顯示出了漢代邀集英才、共治天下的雄渾氣魄。

　　權責聯動的制衡機制  

　　選才任官只是吏治的起點，隨之而來的考核、賞罰制度則將官吏的權力嚴格限制，以治庸治貪，權責對等，提升行政效能。  

　　西漢對于官吏的考核督察，凸顯為上計考課、刺史監督、權責相依三項制度。 

　　上計，即每年年終，由郡國專設的上計吏攜帶書面材料(“計簿”)到京師匯報全年治績，如同今日提請審閱全年工作總結一般。匯報材料的內容，具體為“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后漢書·百官志》補注引胡廣曰)，涉及農業生產、財務狀況、治安情形等多個方面。  

　　漢武帝分天下為十三州部(如加司隸校尉部，則為十四州部，后有損益)，每州設置刺史，秩六百石，來督刺和考察地方秩兩千石的大員。刺史位卑權重，直通朝廷，與地方長吏無隸屬關系，且巡回流動，不固守一地，這就有效地起到了監督作用，改善了吏治效果。  

　　此外，漢承秦律，對于權、責制定了硬性的關聯條件。《史記·范雎列傳》載:“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就是說，舉人不當，舉薦者要同受責罰。具體條令是否合理暫且不論，但將權責相聯，以責問權，且擔責成本較高的思路則無疑是值得肯定的，這就有效地抑制了公權私用、以公器挾私貨的本能逐利沖突。有的官員不愿舉孝廉，正是由于這一律令所限，生怕用權不成、反受其咎，因而對于薦人為官表現淡漠。  

　　東漢王符在《潛夫論·三式》中談到:“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可見，法令制度的制定執行以及其內在的合理性有效性，關乎吏治明暗，進而關系天下治亂，當重之慎之。

　　良好官場生態的養成  

　　制度舉措的長期浸潤涵養，便會形成與之相對的官場生態。  

　　漢代做官，沒有任職期限，卻非終身制。在職官吏不斷接受督察和考課，升降榮辱往往在一瞬之間。漢代官場，官員進出仕黜，宦海沉浮，司空見慣。或有起家為二千石，一躍而為封疆大吏者;或有朝登天子堂、暮為田舍郎，由卿相而一朝為布衣者。當時的官吏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下，都非常了解并適應這樣的入仕情況，一旦罷官為民，或隱居不仕，或重操舊業，并不以丟官為意，而當時的社會觀念也習以為常，并不大驚小怪。如西漢中期名臣貢禹，任河南縣令時，因公事受到太守府官的指責，被要求免冠認錯。他說:“冠一免，安復可官也!”覺得脫掉官帽于禮不合，有損名節，索性直接去官還鄉，灑脫之至。  

　　此外，漢代選官用官，不但對于官場，而且對于士林風向也有相當的引導作用。察舉制中有一科目為明經，要求通曉經學，風氣所及，鄒魯一帶竟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之語。可見，官風振士風，再及民風，相互激蕩涵泳，對于社會整體風貌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