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和規矩該怎么立
長征的考驗——
紀律和規矩該怎么立
2016年10月11日 10:04:58 瀏覽量: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翼揚
成年禮,是為年輕人進入社會而舉行的人生禮儀。它標志著一個人經過漫長的文化過程后,逐漸走向了成熟。如果把成年禮比喻為成長必須經過的考驗,那么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正是我們黨經歷戰勝兇殘敵人、解決黨內紛爭、尋找正確路線,以及挑戰人類生存極限的多重考驗,脫離了幼年期的標志。
長征的勝利,象征著處于民主革命階段的中國共產黨終于經受了世界上最具挑戰、最為艱辛的“成年禮”考驗,開始獨立、成熟,并走向成年。對中國共產黨的成長而言,長征的考驗,大者有三——仗到底該怎么打?紀律和規矩該怎么立?中國革命的問題該怎么解決?

張國燾公然違反民主集中制
1935年9月10日,由于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南下的主張,并背著中央密電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中央決定率右路軍中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先行北上。
張國燾對此非常惱怒,堅定了分裂之心。9月15日,他在阿壩的格爾登寺召開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軍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公開掛出“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的大橫幅,悍然攻擊中央北上是“逃跑主義”,鼓吹南下。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然宣布成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在會議上,他給自己的分裂之舉找了一個理由:中央犯了政治錯誤。他聲稱中央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實行戰略退卻,是“政治路線的錯誤”;中央北上方針是被敵人的飛機、大炮“嚇破了膽”,是“右傾逃跑主義路線”;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是“分裂紅軍的最大罪惡行為”;攻擊中央領導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傾空談主義”……他宣布中央“威信掃地”,“失去領導全黨的資格”,提倡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
張國燾這一番蠱惑,雖然不能令紅四方面軍廣大黨員干部信服,卻足以搞得大家思想混亂,甚至有些同志因而對中央埋怨不已。
公然不執行中央決議,攻擊中央犯了政治錯誤,另立“中央”,看起來匪夷所思,不過,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這種情況并非偶然。雖說創建伊始,中國共產黨就明確要建設有嚴格組織紀律、有戰斗力的黨,但直至六大黨章中才明確了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性規則。即使如此,在執行民主集中制問題上,黨內仍然存在著紀律規矩不嚴,甚至黨內核心成員執行紀律規矩中投機取巧的問題。
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每一個黨員、每一個黨組織在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任務中,都可能對特定的問題產生不同的看法。問題是,應當怎么辦?六大黨章規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用于解決這個問題,只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總能找到答案。然而張國燾等人把民主集中制拋在腦后,不僅不執行中央決定,而且攻擊中央犯了政治錯誤,然后鼓動黨員干部與中央對立。張國燾等人固然是居心不良,但由此在廣大黨員中引發的思想混亂,在危險重重的戰爭環境下帶來的巨大風險,實在是不可估量。
不講紀律規矩,當然要受到處理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肅南部迭部縣俄界召開會議,通過《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與軍閥主義的傾向,使“他對于黨的中央,采取了絕對不可容許的態度。他對于中央的耐心的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自己組織反黨的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斗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面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這種傾向的發展與堅持,會使張國燾同志離開黨”。會議決定,要采取一切具體辦法去糾正張國燾的錯誤。但,為了最大程度教育和爭取張國燾,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只傳達到中央委員,未向全黨公布。
然而,張國燾執迷不悟。12月5日,他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彭德懷、毛澤東等,公然以“中央”自居,要求“你們應以北方局、陜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誰在冒用中央的名義,豈能由張國燾定性。11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林育英從莫斯科抵達陜北瓦窯堡,帶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各項具體政策,并電告張國燾。
張國燾以政治錯誤為由攻擊中共中央,但還不敢無視共產國際。12月18日,他以“黨中央”名義向林育英告狀,要“盡力反對毛周路線”,要求陜北蘇區接受其領導。林育英在回電中為教育和爭取張國燾作了最大的努力,一是嚴肅指出“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因為目前的問題是一致反對敵人,黨可有爭論,對外則應一致”,二是充分考慮張國燾的態度,提出張國燾可以使用中共中央西南局等名義,或者直屬中央,或者由駐莫斯科中共代表團代管。
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處理體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張國燾公然違反紀律規矩,應當受到嚴肅處理,不過,處理張國燾必須掌握好分寸,他是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天下紅軍是一家,這支部隊是黨的軍隊,仍然頑強戰斗在反抗國民黨軍隊的第一線。因此,中共中央以極大的耐心與努力,在堅持組織原則的基礎上全力爭取張國燾。毛澤東在1936年1月1日致電身處紅四方面軍的朱德時,一方面通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另一方面表示可以擱置雙方爭論,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這一電文名義上是發給朱德,其實是耐心規勸張國燾。1月13日,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提出擱置雙方爭論的意見,同樣指出“另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當然,組織原則決不是停留在口頭上,面對張國燾的執迷不悟,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決定在黨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
張國燾的分裂道路走到此時,已是絕路。
共產國際相信中共中央。24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朱德,明確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從而否定了張國燾對于黨中央有政治錯誤的指控,同時再次為張國燾指出出路:“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以提交國際解決。”
靠紀律和規矩贏得勝利
與紅四方面軍一起行軍的以朱德為代表的紅一方面軍將士態度鮮明地支持中央。張國燾另立“中央”時,要朱德表態。朱德語重心長地說:“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張國燾不顧朱德的反對,宣布“中共中央”的名單,其中朱德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表示:“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朱德抓住張國燾另立“中央”問題不放,但非常注意方法,他耐心地規勸張國燾,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張國燾理不直、氣不壯,顧忌朱德的意見和在紅軍中的威信,不敢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太遠。
時勢比人強,北上、南下的戰略分歧孰優孰劣由實踐給出了答案。多年之后,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承認,中央北上,實施“聯蔣抗日”政策后,“找著了一個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使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而張國燾率軍南下之后,轉戰川康邊,面對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經歷了初期的勝利、百丈關決戰的失利、直至最終不得不撤出天全、蘆山地區,轉入防御,“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什么收獲,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1936年2月,國民黨增調重兵大舉進攻,張國燾被迫率部不斷西撤,于4月上旬撤到甘孜、爐霍地區,部隊只剩下4萬余人,與南下前相比已減員過半。這一事實,印證了中央“南下是絕路”的論斷。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朱德、張國燾,就四方面軍的戰略方針提出三種方案,上策就是北上陜甘。紅軍總部和紅四方面軍部隊討論后,一致贊同北上陜甘的方案,張國燾面對南下碰壁、廣大指戰員日益不滿的現實,不得不同意北上方案。
中共中央能徹底改變張國燾的錯誤,關鍵之一是朱德的努力。他緊緊抓住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契機,堅決主張久留康北,以接應紅二、六軍團。朱德相信,只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主張黨和軍隊的團結的力量就更壯大,就有把握實現北上的目的。事實也是如此,鑒于將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及中央同意同四方面軍“暫時采取協商方式”的承諾,張國燾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自立的“中央”。6月23日、30日,朱德親自迎接紅二、六軍團,并向蕭克、王震、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紅軍將領介紹張國燾鬧分裂、另立“中央”的真相,與他們統一了對張國燾的態度 。在賀龍、任弼時等人的堅定態度面前,張國燾再也無法堅持錯誤做法。7月2日,朱德在甘孜舉行的慶祝紅二、四方面軍會師的聯歡會上講話時指出,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要克服一切困難,到陜北和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第一方面軍會合。 在賀龍、任弼時、朱德,以及紅四方面軍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張國燾最終一步一挪抵達陜北。
張國燾另立“中央”,是長征途中極其艱險的一幕。張國燾固然是野心勃勃、另有所圖,但他以中央犯了政治錯誤為由另立“中央”,卻一時間蠱惑了大批黨員戰士。為此,中共中央以制度建設明確紀律規矩。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中強調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并通過《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文件,重申黨的組織紀律,提出了著名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把民主集中制進一步制度化。
(壓題圖選自沈堯伊連環畫作品《地球的紅飄帶》,篇名由王友良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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