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勇士”的爭定看孫繼先將軍品格

從“十八勇士”的爭定看孫繼先將軍品格

2016年10月29日 14:59:02 瀏覽量: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解國記

　　國慶假日間,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觀看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展覽。強渡大渡河勇士名單展板赫然在目,第一行是:“孫繼先 第1軍團1師1團1營營長”。我當即感嘆——

　　歷史還孫繼先一個公道

　　而10年前的2006年,同時段同館同題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展覽,則是“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名單中不但沒有孫繼先的名字,下面的說明也不著一字記載。這讓我十分不平,便根據自己多年研究,寫了一篇題為《有關研究表明強渡大渡河的是十八勇士》的稿件。

　　本來,這篇東西不是不可以在《新華每日電訊》發,但當時我身為這家報紙總編輯,在自家媒體刊登此類學術討論中的定論性稿件,總覺得有點不“那個”。于是,便把它報給了新華社領導。之后,稿件經多個環節輾轉,多個領導批示,敲定由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記者出面,寫一條解釋性報道。解釋性報道的題目是《“紅軍個個是勇士”——解析強渡大渡河究竟是十七勇士還是十八勇士》,只述事實,不做定論:“紅軍戰士人人都是英雄,個個都是勇士”;“通行的正式黨史軍史中”都說“十七勇士”,稱“十八勇士”“也沒有錯”;但傾向性也很明顯——文中引用一位專家的話說:“還是稱‘十七勇士’更貼切一些”。

　　稿子傳給我“征求意見”,我不表態,只畫了個圈就退走。領導特意電話我:你畫圈就是同意了哈。我哈哈大笑曰:新華社20多年都說是“十七勇士”,這回能發個含糊其辭的東西也不容易了!領導幽默曰:你對新華社的這個表揚也不容易呀。

　　稿子10月23日播出,多家媒體立即轉載刊用,我批《新華每日電訊》暫不用。因為稿子對“十七勇士說”只是松了口,其蘊含的觀點仍不正確。盡管如此,它畢竟撬開了歷史真相的一道門縫,讓我們得睹孫繼先將軍當年品貌——

　　英雄大無畏

　　孫繼先作為紅軍第1軍團1師1團1營營長,當年英勇善戰的大無畏精神,是出了名的。不說別的,就說經典戰役勇士強渡大渡河,其實就是他組織并冒著槍林彈雨身先士卒的。這無論從他本人寫的《強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還是其他人寫的回憶錄中,都可看到是不爭的事實。

　　《強渡大渡河》一文中,寫到第一船渡河勇士時說:

　　在連長熊尚林帶領下,一班的八個同志跨上了小船……小船便靠上了對岸。突擊隊的勇士們從船上跳下來。我緊張地望著他們,看看有多少傷亡。一個,兩個,……八個,九個,個個都生龍活虎般地撲上敵方渡口。

　　寫第二船渡河勇士時說:

　　船又靠岸了。我帶著二班和兩挺輕機槍、一挺重機槍共八個戰士跳進船里。

　　接著寫道:

　　我和熊尚林同志的九個同志會合了,查查人數,我們十八個人,除了一兩個負重傷的,一個也不少。

　　由這些引文我們可以說:孫繼先營長既是強渡勇士之一,又是渡河突擊隊的組織指揮者。

　　明明是十八勇士,但為什么“十七勇士說”竟盛行一時呢?真相可讓我們知曉孫繼先將軍的另一面——

　　名利無所謂

　　雖然“十七勇士”“十八勇士”各有說辭,但過去是正確的“十八勇士說”占主。上世紀60年代初我讀到的一篇語文課文,題目就是《十八勇士》。

　　后來把這盆水攪渾并從學術上定論為“十七勇士”的,當為1981年第1期《歷史研究》。這期雜志上叫作《紅軍長征幾個史實的考證》的文章,言之鑿鑿地否定了“十八勇士說”,斷言“十七勇士說”是正確的。

　　看到這篇文章,當時還在鄭州大學上學的我,立即給《歷史研究》寫去一篇商榷文章,講“十七勇士”“十八勇士”的來龍去脈、兩種說法差異的關鍵點及其中機巧。

　　《歷史研究》應是轉給了《紅軍長征幾個史實的考證》的作者。因為不久我收到了他寄自四川大學歷史系的一封信。信雖客氣,但認為我提供的依據“需要查清”,“僅此作為肯定‘十八勇士’的根據又尚嫌不足”。至此,我的觀點和論據胎死腹中。

　　那么何為之“足”?其“十七勇士說”的學術根據又“足”在哪里?

　　“足”在最早的原始資料——1935年5月紅一軍團政治部出版的《戰士》報,“足”在孫繼先營長的上級首長(以下簡稱首長)的文章《強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6日,第184期《戰士》報發表通訊《十七個強渡的英雄》。接著的第186期《戰士》報刊登紅軍大渡河總結和強渡大渡河“十七個英雄”名單。

　　1975年10月17日,解放軍報在“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四十周年”大報眉下,通欄發表首長的長篇署名文章《強渡大渡河》。文章就“十七勇士”專列一小標題,活靈活現地講述十七勇士的組成,有鼻子有眼地描述“熊尚林帶領著16個同志跳上了渡船”如何如何。

　　按照一般考據學,這種以原始資料為據,以權威當事者文章為據的考證,是相當有說服力的。但由于種種原因,原始資料也可能會有蹊蹺之處,再權威的當事者也有可能把事情弄混。

　　“十七勇士說”便是如此。由于我喜歡新聞,上大學時除了一本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外,把鄭州大學圖書館所有新聞類圖書全部讀了個遍,把所有新聞類期刊(往期、當期)全部讀了個遍。正是在這些浩瀚的新聞資料中,我偶然發現了“十七勇士”“十八勇士”的糾結點——孫繼先算不算勇士之一,知道了為什么《戰士》報登載為“十七個英雄”。

　　那是一本破舊的1961年第12期《新聞業務》,里面補白似地登載一篇文章:《在長征路上出版的報紙》。文章介紹長征路上的《戰士》報,講述十八勇士強渡大渡河的事跡后寫道:“最先沖過去的明明是十八勇士,為什么這張報上是十七勇士呢?原來寫這篇通訊報道的人正是十八勇士之一——孫繼先營長。因為他謙虛而沒有把自己計算在戰士之內?！?網上一說是孫繼先向戰地記者提供強渡英雄名單時沒寫自己的名字)。

　　事情的本源清楚了,爭論的是非也就清楚了:最先沖過大渡河的確是十八勇士,這一事實傳播開去,形成了十八勇士之說;而那一期《戰士》卻報道的是“十七個英雄”,報紙一經出版發行,消息自然也傳播開去,且由于白紙黑字見于報端更能信人,加上有人說孫繼先作為指揮員不應算作勇士等各種因素,便形成了十七勇士之說。

　　孫繼先帶領17名戰士強渡大渡河,卻把自己排除在“勇士”之外,寫篇報道也只字不提自己。武不懼戰死,文不計名利,一代英雄的品格,讓我們敬仰不已。

　　但勇士的不居功和謙虛,就要磨滅一段歷史的真實嗎?不,多少年了,我心頭一直放之不下,總有一種期待——

　　前輩默不認功 后人應有公論

　　我不肯熄滅較真兒的念頭。畢業分配到新華社河南分社工作后,就這一問題繼續給其他學術類刊物投稿?？赡苋思也桓遗觥稓v史研究》,也可能把我的文章轉給了《歷史研究》——因為《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有回應,其編者按說因收到讀者質疑,特刊登首長來信:《強渡大渡河的紅軍勇士是多少個?》。此文修改了首長自己1975年10月17日文章《強渡大渡河》中的表述,承認孫繼先是其中之一,模棱兩可地說:“若把當時的營長孫繼先同志算進去,稱‘十八勇士’也沒有錯”(據查后來他還通過兩篇回憶錄等明確了“十八勇士說”,惜似未引起注意,正史、正規典籍、正規展覽和國家媒體正式報道仍為“十七勇士”)。

　　《歷史研究》登了首長來信一年后的1983年5月26日,人民日報第4版刊登新華社成都5月25日電稿《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碑在四川安順場落成》,文中說:紀念碑“右上方鑲嵌著一個紅軍戰士巨大的半圓頭像,兩眼凝視著前方;下半部是17勇士乘風破浪、飛舟挺進、直逼對岸的浮雕”。

　　這篇報道又勾起我的不平,看到報紙的當天(5月27日)夜里,就直接給孫繼先將軍寫了一封長信,冒昧發出,以徹底問個究竟?？梢恢睕]有得到孫將軍的回復。

　　后來我從其他媒體得知,將軍不居功,不計名利,是一以貫之的。強渡大渡河后的幾十年里,他從未想過要把自己算作勇士,從未向上級請求過功賞。孫繼先的兒子孫東生回憶:父親在世時,他曾多次問起此事。父親總是這樣回答:“強渡大渡河的戰斗經過,我的回憶錄中已經闡述清楚,至于自己算不算勇士,沒有必要爭論。革命戰爭中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有些同志犧牲后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幸存者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如果再去爭什么勇士,就太沒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恥!”基于此,我便不難理解孫將軍不回信的原因。

　　但后人有公論。1990年孫繼先逝世時,新華社播發了《向孫繼先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濟南舉行》的電稿,文中說:“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他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為長征的勝利做出了突出貢獻?！?006年10月22日舟山晚報網《十八勇士孫繼先之子“話說長征”》一文介紹稱:“孫繼先將軍作為當年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第22軍軍長,不僅親自指揮了解放舟山群島的戰斗,而且是紅軍長征中強渡大渡河戰斗的十八勇士之首,解放后成了我軍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的司令員?！?/p>

　　如今,軍博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展,一改70周年展板,不但列名孫繼先,且居原17人之上。這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公論的結晶。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還孫繼先將軍以公論,不知道有多少學者和知情人不懈奮爭。網上檢索有關條目,估計會數以千計。在這個群體中,我微不足道,頂多是《歷史研究》發表《紅軍長征幾個史實的考證》后的較早較真兒者,還可以說是針對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軍博展和主流媒體連篇累牘稱“十七勇士”時,為國家通訊社提供資料發出權威電稿,把板上釘釘的錯誤說法撬開了一道縫隙者。綴成此文,實在無意表白自己,只想讓人更加了解當年不惜赴死、事后一直默不領功的英雄,從而增益對前輩的敬仰,喚回共產黨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