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玲春:“換個樣子寫文章”

郭玲春:“換個樣子寫文章”

2016年10月29日 14:59:39 瀏覽量: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雒應良

　　“會議新聞”真“考人”

　　郭玲春一鼓作氣,接連出擊。

　　接到采訪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任務后,一位同行對她說:“我們搞新聞的成天宣傳別人,現在也宣傳宣傳自己嘛!”

　　對呀!這不正是這條新聞的獨特之處嗎?于是,她在導語中寫道:“以新聞報道為己任的350余名記者、編輯、播音員,今天成為被報道的新聞人物……”這條消息又獲得了1984年全國好新聞獎。

　　參加紀念《人民文學》雜志創刊35周年茶話會,她在冗長的材料中發現了這么一段話:“中國的文學路子顯得那么艱難、它總是和中國革命相關聯,當我們被‘左’的觀點所左右,文藝上也就有許多失誤;而當我們國家步入正軌的時候,文藝也是欣欣向榮的。”這是為什么?她暗自思忖。

　　參加茶話會的有一千多人,她費了很大力氣,終于在人群中找到了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王蒙。“你們提到了失誤,你們是怎么想的?”她急切地問。王蒙回答說:“這能說明一點:中國國運興,文運也興。”

　　她在導語中寫進了這些內容。在為這次紀念活動發出的幾十條消息中,獨有她的這條作品,被評為新華社一等好稿。

　　郭玲春寫新聞,不是為寫而寫。她更注重捕捉、挖掘會場和會議材料之外的新氣息,去尋覓、采擷真新聞。于是,在她的新聞作品里有了笑聲、哭聲、吶喊聲。

　　在作協會議上,她聽到了作家們那發自內心的掌聲。同樣是掌聲,在音樂會上,她把有些觀眾的喝倒彩聲與臺上演員井然有序的演出形成對比,以此告訴人們何為文明、何為藝術。在中國戲劇家協會的迎春晚會上,她看到了一些老作家們在粉碎“四人幫”后重逢時的熱淚。于是,她在這篇新聞特寫的最后寫道:“讓我們流著眼淚告別過去,讓我們歡笑著走向未來!”

　　郭玲春說:“每交出一篇今日新聞,仿佛一陣輕松。然而,今日復今日,就像喜劇大師卓別林扮演的那個被旋轉的機器攪得不知所從的人物,伴隨著飛旋節奏,已經身不由己。這個比喻只適用于我。不幸,圈內的同行直呼我為‘會議記者’。于是,背負著‘以會議報道著稱’的沉重包袱,總想寫出點新意來,又談何容易。我動用了并不富裕的積蓄,包括淺淺的人生經驗和文學儲存。在看似轟轟烈烈或冷冷清清的會議上,常常故作輕松,實則全身警戒,我捕捉著每一句發言,乃至每一聲感嘆。我觀察大的背景,也不放過一個瑣碎的細節,以至于與我的知己朋友閑談,還別有企圖地想摳出點‘意料之外’來……”

　　說得更多的是“教訓”“遺憾”

　　“太難了!”郭玲春感嘆,當記者不容易,寫一篇有個性的新聞不容易,“盡管我覺得自己還能寫出一些有別于別人的東西。”

　　有時好不容易有一些創意,但往往一陣輕松自喜后又自我否定,只將那幾張涂抹的連自己也辨認不清的草稿摔成一團,恨恨地扔進廢紙簍中。

　　她永遠不滿足自己。在她探索新聞寫作改革風生水起之時,批評和微詞也隨之而來。“花花草草”“雕蟲小技”等諸如此類的評價和議論也時有耳聞。但她并沒有退縮,而是在眾說紛紜中不斷反省和思考。

　　即使是“成名作”金山追悼會消息,在郭玲春看來,也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點。她說,這篇文章“是付出失敗的代價后”得到的教訓與成果。當年被肯定的新聞寫作上的改革,如今再看,已經是再平常不過的文字了。但一篇新聞對文風改革的意義遠不止作品本身,而在于其帶來的影響。

　　但改革創新并不容易,任何一點微小的突破,都可能遭遇各種阻力。郭玲春談到,一位當時已有造詣的同行,曾將一位老革命家生前對自己的評價作為追悼會消息的導語:“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員,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這樣的獨白使我們更崇敬死者坦蕩的胸懷,逝者這樣說,難能可貴,記者這樣寫也不易。可是,身邊的一位同事提醒他:這樣寫,怕過不了親屬這一“關”吧。于是,他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初衷。

　　她在不斷反思與自我否定中提高。在郭玲春所著作品選、業務文章、業務報告會抑或是與讀者交流中,鮮有聽到她說“經驗”“成就”,她說得更多的是“教訓”“遺憾”甚至“失敗”。

　　在她看來,即使是她影響較大的獲獎作品或成書發行的得意之作,其中也有很多瑕疵。在《茅盾文學獎首屆授獎儀式在京舉行》一稿中,她在篇后“附記”中自我檢討,“導語落俗,這使新聞一開頭便見局促!”在《紀念現代作家郁達夫遇難四十周年》一稿中,她對自己在本稿寫作的一點創新時時感到忐忑:“用形象的比喻作為導語,不知是否妥帖?會至中途,因肅穆的氣氛而引入一段題外話,是否牽強?”

　　這就是郭玲春,一個曾以文風創新聲譽鵲起而不張揚的郭玲春,一個永遠執著進取而不自我滿足的郭玲春。

　　“我看郭玲春寫得不錯嘛”

　　2000年春天,我受新華社河南分社領導之托,邀請郭玲春到分社與記者座談交流,又到洛陽與新聞界朋友交流。在洛期間,碰巧與前來調研采訪的穆青同志不期而遇。既有老領導在,郭玲春自然想到陪同穆青一起活動,但穆青堅持各隨其便。穆青說,你是有個性的,你不必隨大流。

　　郭玲春會意地笑了,她太了解老領導了。當年,她采寫的《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通稿發出后,曾在新華社院內引起一陣不小的風波,甚至在新華社有關會議上還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也是在這個會議上,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老頭兒”的穆青說,我看郭玲春寫得不錯嘛,為什么我們總是板著面孔寫稿呢?

　　穆青的評價,無疑為郭玲春堅持新聞寫作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動力。由于工作緣故,我在河南分社多次陪同穆青調研,在耳濡目染“老頭兒”教誨之余,也時有談到郭玲春。穆青說,我于80年代就提出“新聞三論”,寫散文式新聞、視覺新聞和實錄性新聞。要跳出新聞寫作“老一套”的模式,寫出有個性風格的美文來,貴在求新。否則,總是老一套“三段論”,時間長了,就束縛手腳,讀者也不歡迎。寫新聞不能落俗套,不能走老路,要用自己的構思、智慧和語言、風格。

　　穆青的新聞改革思想為郭玲春在新聞寫作改革方面提供了精神動力,郭玲春以其鮮明的個性和較之傳統新聞寫法迥然不同的風格沖出一條路子。曾幾何時,“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名稱謂,而是國社一塊閃亮的“品牌”。

　　2000年,在60歲生日的前一天,郭玲春將辦公室案頭的文件、筆記、雜物等一應收拾妥帖,便打道回府。過幾天,領導來電話問她:你病了嗎?郭玲春答道:不,我到年齡了。有人勸她,領導還沒有說話呢,你著什么急退休?再等等也許能趕上一次調資機會呢!她說,還是及時給年輕人騰出位置吧。

　　確實,新一代的新華人,都像郭玲春一樣,把事業當成生命的一部分,以永不滿足的追求和敢為人先的氣概,續寫著新華社輝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