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沙漠里的一根草環境越惡劣越能扎根

考古學家牟永抗去世

他是沙漠里的一根草環境越惡劣越能扎根

2017年02月11日 10:43:39 瀏覽量: 來源:錢江晚報 作者:馬黎

　　2月10日早上6點12分，83歲的考古學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追悼會將于2月14日上午8點半在杭州殯儀館舉行。

　　可能你會對這個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我們熟悉的那些浙江考古重要遺址：河姆渡、良渚反山、瑤山……牟永抗在考古學條目中，有著這樣的定義：主持、參與、填補空白，他是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學術帶頭人。

　　上世紀60年代以前，牟永抗便參與了浙江境內幾乎所有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六十多年來，長期從事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在浙江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建立、中國史前玉器、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窯址考古學的探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也是錢江晚報《文脈》欄目曾采訪過的文化老人之一，記者曾在2012年對牟先生做過一次深度專訪（詳見本報2012年12月21日D1—D3版）

　　昨天下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浙江考古所）的考古專家坐在一塊兒，和記者說起了牟先生的往事，大家感慨：浙江考古的一個時代結束了。

　　去年11月，因為要采寫“良渚考古80周年”專題報道，記者去老人家里請教。自從2013年被查出癌癥之后，牟永抗一直在做化療，同事們說，他是抗癌斗士，幾次都挺過來了。考古所副所長王海明說：“牟老師是沙漠里的一根草，環境越是惡劣，越能扎根。”那次，先生看起來氣色還不錯，頭發烏黑。

　　牟先生最后一次公開場合的露面，是去年11月25日，杭州，良渚考古八十周年學術紀念會。那時的他，身體已經不好，卻堅持來到現場，坐在第一排。

　　在杭州，曾有一塊重要的門牌號碼：環城西路70號。那幢民國別墅的辦公室里，曾坐著這些人：沙孟海、邵裴子、酈承銓、陳訓慈、朱家濟、王士倫、汪濟英等等。1953年，20歲的牟永抗也成為了這個重要學術機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一員。那些星光，一顆顆熄滅了，如今，只有汪濟英先生還健在（也是本報《文脈》的文化老人）。

　　浙江考古所所長劉斌還記得，1985年在離開吉林大學前往浙江考古所工作時，張忠培先生(那時還是吉大老師，后調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叮嚀說：“到浙江工作要好好跟隨牟永抗先生學習，他和南京博物院的紀仲慶先生都是考古大家。”

　　到了所里后，劉斌就跟牟先生一個辦公室，發掘良渚反山、瑤山，都在一塊兒。不同于很多考古學家的不茍言笑，劉斌發現牟先生很有性格。牟先生有兩個外號：大頭、彎彎繞。

　　大頭，是說他腦袋里裝了太多東西；彎彎繞，他思維和說話的方式很獨特，不喜歡直截了當說問題，喜歡彎彎繞繞。

　　牟先生對考古后輩的關注，也時常被人提起，

　　1986年，浙江考古所開始籌備良渚考古五十周年會議，除了計劃發掘反山等工作外，牟先生還給大家規定論文題目，說：“我們浙江作為東道主應該有一組像樣的論文。”他和劉斌合寫了《論良渚——良渚文化發現五十年回顧與展望》，還給劉斌開了長長的書單，詳細講述了浙江的考古史以及中國史前考古史。劉斌用了半年多時間閱讀，最終在牟先生指導下完成了文章，“我剛剛走上工作崗位，就有這樣的機遇，這對于我日后的學術道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我一直感恩牟先生。”

　　當然，牟先生的關愛也是“愛恨分明”的。他的嚴格，學生們都嘗過滋味。考古所副所長王海明說，浙江考古的很多傳統，都是牟老師一手帶出來的，“比如不讓我戴手套，因為發掘時，戴手套和不戴手套，手感是完全不同的；不允許考古工地上有凳子，會破壞現場，我也堅持下來了，現在膝蓋長期蹲不下，但我現在還是很感恩。”

　　2000年，浙江考古所研究員方向明協助王明達（另一位良渚考古的開拓者）整理反山遺址，有一天，牟先生問：“工藝（玉器）這塊，你覺得怎么樣啊？”

　　“工藝這塊，我覺得差不多吧，我沒問題的。”方向明很自信。

　　“從平常的聊天中，我判斷你及格肯定是不到的。”這是牟先生的“毒辣”。

　　但2006年，方向明的媽媽病重，有一天，牟先生很嚴肅地跟他講：“錢夠不夠？我剛剛房子賣掉有一筆錢，你要是不夠，盡管開口。”

　　1989年，方向明來浙江考古所之后，開始整理牟永抗89年后撰寫的文稿，公開發表的有100多篇。他發現，先生從1995年退休后，寫作精力旺盛，尤其在2000年前后到了高峰，很多文章都在那時寫就，包括很重要的《東方搖籃中的奇葩——中華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以及關于河姆渡遺址、南宋官窯的文章。

　　而去年，牟先生82歲，還為新出版的《浙江漢墓》寫了序，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