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浙江往哪兒走

供給側改革，浙江往哪兒走

2016年05月18日 18:06:43 瀏覽量: 來源:浙江日報 作者:記者 劉樂平 通訊員 陳越

　　從何處來——浙江經濟發展階段論

　　金雪軍（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我們討論供給側改革的浙江方向，首先得了解浙江經濟怎么走到這一步的，才能知道下一步往哪兒走。

　　回顧過去三十多年，浙江經濟的發展史，我認為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改革開放初期。浙江能夠先發展起來，很重要的一點是，那時首先要解決輕工業，相對來說浙江有比較好的條件，所以可以做到家家辦廠、村村冒煙。如果搞重化工業，就不可能這樣。反過來，只有紐扣、帽子這些東西才有可能家家辦廠。

　　第二階段，90年代以后的對外開放。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給沿海省份帶來機遇，承接產業轉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全世界的國際市場向我們開放。上海街90年代，以及本世紀前幾年，浙江制造主要是面向國際市場。那些年，浙江外貿每年都是兩位數的高速增長。

　　第三階段，2009年，這一時期遇到問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出口受限。國內“4萬億計劃”刺激計劃，房地產市場火了。泛金融投資領域，浙江企業家在2009之后的四年里，在房地產里面賺了不少錢。但可以明顯感覺到，企業對實業的信心和熱情大不如前。

　　郭占恒（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研究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從需求講，我們鼓勵消費，但相應的供給跟不上。供給側的問題則在于，一方面低素質、低端供給過多，進而過剩；從供給側方面，高質量、高端供給太少。一個是嚴重過剩，一個是嚴重短缺。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來看，中國工業化比重或已達到峰值，工業不再是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工業投資已經連年下跌，產業結構已經發生變化；中國城市化城進程也已經放緩，本來靠城市化拉動內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已經來臨，這意味著就業結構要變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經濟增長動力源和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

　　張漢東（浙江省商務研究院院長）：浙江歷來是外貿大省，最近這幾年外貿開始低迷，并非供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是供給和需求之間產生了錯位。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國際市場總體在正常范圍內，只不過原來它需要的是中國的廉價商品，中國已無法提供，它的需求轉向生產成本比我們更低的國家和地區。過去我們注重的是生產制造，不太注重前段的設計研發和后端的營銷推廣、品牌服務，現在必須扭轉這種局面。

　　李軍（省發改委綜合處處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個必然。第一，發展的階段必然。原來是相對短缺的經濟，現在是創新發展的階段；第二，主要矛盾變化了。原來我們講的是需求矛盾，現在總需求的矛盾依然存在，是結構性的需求矛盾；第三個，宏觀調控的理念變了。我們沿用許多年的三大需求的傳統理論，已經不能解釋當下經濟發展的現象。

　　重點在哪——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

　　王祖強（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供給側改革，浙江應該在新經濟、新產業、新經濟增長點培育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首先要引進新生產要素，這不是零散的人才、資本、技術，而是高端研發團隊、創業投資機構、高端金融品牌等。還要引進新的生產方式，高效、成批地培育新興企業。比如新的融資模式，天使投資基金、股權投資機構、財富管理機構等。通過政府的產業引導來引導企業投資，起到投資的放大效應，形成一條全產業鏈的培育鏈條。　培育“三新”，還需要優勝劣汰的資源配置機制，要形成以“新興”兩字為核心的新興增長關系，要培育新型的創業生態系統。

　　郭占恒：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個關鍵點。第一，簡政放權。供給側結構改革矯正資源錯配，實際上資源錯配主要在于政府閑不住的手，所以要規范閑不住的手。怎么規范？就是簡政放權。第二，降稅減費。種種數據已經說明，我們現在稅費并不低。消費者買本國產品，比到美國、香港買同樣的產品還要貴。我們不減費、不減稅，可能導致企業沒有運營能力，在國際市場失去競爭力，被淘汰。第三，營造環境。要想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那就要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法制化和市場化。

　　蘭建平（浙江省工業經濟研究院院長）：供給側改革，現在最重要的是“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的融合發展，這是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的路徑支撐。從原來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到傳統產業的調整，這5至10年來，我認為在經濟領域當中最具含量的有兩份文件，一份文件叫“中國制造2025”，一份文件叫“互聯網+”，我認為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路徑選擇的重要陽光大道，而不是獨木小橋。供給側的制度供給也很重要，就是一種經濟制度洼地才有可能支撐經濟發展的高地，這種洼地和高地之間。

　　李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于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要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是更多地發揮作用。一方面，我們強調在實踐方面，中國有制度優勢，這個制度優勢應該體現在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是更多地發揮作用。

　　浙江方向——深化轉型升級組合拳

　　李軍：在供給側實踐方面，浙江是一個省份，是一個區域，攻擊和需求都是開放的，它不是一個封閉體，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推進浙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要有自己的特點。多年來，浙江其實已經在探索和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非是當時我們沒有提這個口號。近幾年，我省探索提出了轉型升級組合拳：五水共治、四換三名、浙商回歸等，還有現在的很火的特色小鎮，實際上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浙江的探索和試點。

　　浙江的方向是什么？我認為要有五個結合：把去產能和提高產業集中度結合起來；把去庫存與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把去杠桿和化解兩鏈風險有機結合起來；把降成本和改善發展環境有機結合起來；把補短板和促均衡有機結合起來。總而言之，深化轉型升級組合拳，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浙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

　　金雪軍：在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怎么樣能夠提供有效的供給，更好地滿足市場升級的需求，這是一個基本的立足點。按照這樣的基點，結合浙江的歷史，既要強調供給側，也就是實體經濟的有效供給的思路、競爭力提升的思路，同時也要強調結構性改革的思路。

　　在新的發展時期，浙江經濟轉型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二要在制造業里面不斷發展新興產業。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和銀行的體制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企業融資需求很難得到滿足。金融支持要在三個方面發揮作用：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服務的舉措，推動銀行機構的創新和新金融的健康發展，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以及社會金融生態的創造。

　　吳東（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信息經濟是浙江著力培育的七大萬億產業之一，在經濟轉型中起到了領頭先鋒的作用。供給側既改革，要用下一輪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比如現在的互聯網經濟何以如此繁榮？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新的范式，提供了新供給。滴滴打車，它的供給把閑散的需求集合起來，這是我們以前無法想象的。希望浙江能出這樣的大企業，能不斷抓住下一輪的發展機會，能不斷地引領經濟發展。

延伸閱讀　　

　　學者眼里的“供給側改革樣本”

　　柯達：新技術要轉化成有效供給

　　柯達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好的例子，它足夠創新。柯達在膠片技術都處于領先地位，但現在柯達已經破產，為什么？因為沒有抓住下一輪發展機會，也就是在數碼技術上落后了。令人驚訝的是，第一臺數碼相機恰恰就是柯達自己開發的。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夠把它自己最先進的技術、引領下一代的技術拿出來提供有效供給，也許它一開始會成功，未來它很可能會走向失敗的邊緣。

（吳東）

　　硅谷：培育新興產業要創新投資

　　培育新興產業，得不到資本支持怎么辦？克林頓時代，美國找到一個基本的載體，硅谷。硅谷把產業資本、技術資本和金融資本有機結合起來，它做了兩件事。一是形成了一個創業投資機制，在銀行貸款以外尋找新的投資渠道。第二，成立硅谷銀行，其最大特點是債權和股權可以互換。新興產業短時間不可能有利潤，銀行到期進行評估，有成長性的企業，貸款可以轉化為股權，如此企業就能夠得到長期資金的支持。

（金雪軍）

　　華為：極致的產品創造巨大的需求

　　手機生產，浙江當年何等風光。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最想去的地方是進東方通信。將近30年過去了，我們丟掉了培育華為的機會。華為28年堅持供給側改革，不斷提高產品的品質，堅持28年把產品做到了極致，所以它站在了今天舞臺的中央。實踐證明，依靠產品的品質，創造了今天巨大的發展潛力。所以我理解的供給側改革就是把品質做好，做到極致。

（蘭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