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2016年10月20日 09:21:04 瀏覽量: 來源:福建日報 作者:李君如

　　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經歷了六次大考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僅在于能夠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的根本指導思想，而且能夠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擴大)上正式向全黨提出來的思想理論建設任務。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后，他又提出要“改造我們的學習”，并對中國古語“實事求是”作出馬克思主義的新解，把它確立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也正因為這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也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關系時的科學態度?！爸袊?，不僅要增強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信仰，而且要增強對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不僅要尊重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及其創造的新鮮經驗，而且要尊重中華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傳統。

　　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不是一帆風順就可以實現的。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在歷史性考試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這場歷史性考試，不僅要直面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包括政治路線的考試，而且難以回避與此相聯系的思想文化包括學風方面的考試。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六場思想文化大考:

　　第一場大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經過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以及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確立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綱領。當年，毛澤東和他的新民學會朋友們為選擇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羅素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毛澤東本人也為究竟是選擇無政府主義還是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歷了艱辛的思想歷程。

　　第二場大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本本主義大行其道，而毛澤東關于理論聯系實際的正確做法則被稱為“狹隘的經驗主義”。一直到1942年延安整風，才比較好地解決了黨內的教條主義問題。這場思想文化斗爭，使全黨認識到了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認識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才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的成果。

　　第三場大考，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后，特別是在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大肆叫囂“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主張“尊孔讀經”的國粹主義沉渣泛起，思想文化界圍繞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思想文化戰線呈現出復雜的情況。為此，毛澤東提出要同“老八股”“洋八股”“黨八股”開展三條戰線的思想文化斗爭。經過這場斗爭，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理解。

　　第四場大考，進入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既要同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主義開展斗爭，還要說服民族資產階級放棄“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同時還要糾正黨內在土地改革中出現的民粹主義錯誤。這場思想文化斗爭，為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五場大考，新中國成立特別是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后，我們一方面認識到要以蘇為鑒，提出經濟建設不能照搬蘇聯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助長了黨內的個人崇拜等問題，最后導致“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錯誤，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最為復雜的思想文化考驗。

　　第六場大考，改革開放前后，在中國共產黨內和中國社會中發生了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改革開放與思想僵化、“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間的較量。這場思想文化斗爭至今沒有完全結束，但正是這場斗爭所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動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新的輝煌。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一場接一場的思想文化考試中成長和成熟起來的。

　　在這一系列思想文化考試中，中國共產黨要破解的難題，概括起來，一是“古”與“今”的關系;二是“中”與“外”的關系;三是“陳”與“新”的關系;四是“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五是“絕對”與“相對”的關系。前三個是文化問題，后兩個是同文化問題緊密相聯系的思想方法問題。

　　之所以會發生“古”與“今”的問題，是因為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入侵和本國封建統治腐敗雙重原因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程中，發生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這一更為深刻的思想文化沖突。由于中國錯過了世界第一次工業革命浪潮，“康乾盛世”成為“落日的輝煌”，發端于古代農耕文明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能夠“趕上時代”。在西方列強沖擊下，鴉片戰爭后，從“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中國被動地踏上了現代化的進程。從那時起，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上一世紀30年代國情大討論，到抗日戰爭，怎么認識和處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始終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發展繞不過的一個大問題。毛澤東強調:“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與此同時，他強調“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他用“古為今用”四個字，回答了人們關于“古”與“今”關系的爭論。

　　之所以會發生“中”與“外”的問題，就在于現代文明主要是從國外特別是從西方進來的，而中國又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究竟是以“中學為體”，還是以“西學為體”，始終困擾著中國的仁人志士。這樣的思想困惑，同樣發生在共產黨內外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人，提出“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理由就是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黨內的教條主義則認為“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必須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字句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這也是“中”與“外”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要反對“全盤西化”的奴化思想，又要反對主張復古復舊的國粹化傾向，既要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思潮作斗爭，又要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錯誤觀點作斗爭。毛澤東強調，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優秀文化的。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與此同時，他強調這種學習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起照抄，機械搬用。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黨的思想理論上，都不能搞教條主義，而要通過學習外國的長處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他用“洋為中用”四個字，回答了人們關于“中”與“外”關系的爭論。

　　之所以會發生“陳”與“新”的問題，是因為實踐和時代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學說，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有一個要不要隨著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問題。尤其是，人們感到困惑的是:中國文化加進了現代要素，還是不是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后，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困擾著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其實質，就是要為保持本色而故步自封，還是要適應時代而與時俱進的問題。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我們的思想認識也要適應這種發展變化。在毛澤東看來，文化藝術也好，思想理論也好，都有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內容要適應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形式也要相應創造新的形式;同時他說，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舊形式，但是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要經過改造加進新的內容。他用“推陳出新”四個字，回答了人們關于“陳”與“新”關系的爭論。

　　在討論這些重大問題的時候，在思想方法上發生了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揭示的“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問題。唯物辯證法深刻地指出，強調“共性”而不重視“個性”就會走向教條主義，強調“個性”而不懂得“共性”就會走向經驗主義，只有認識到“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把普遍性同特殊性結合起來，才是唯一正確的方法論。同樣的道理，“絕對”寓于“相對”之中，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絕對主義必定走向獨斷論，而認為什么都是相對的、不能認識到“相對”中存在“絕對”，就會走向相對主義的懷疑論。比如毛澤東在對“五四運動”的分析中深刻地指出，當年針對統治階級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一般新人物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是革命的、進步的，但是這一運動后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就成為阻礙革命的東西了。毛澤東還說:“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里的問題，就是不懂得應該怎么認識和處理“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關系。毛澤東說，這個問題是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手中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武器，所以能夠在思想文化一場又一場考試中，把握正確的方向，實行正確的政策，在破解一個又一個難題中推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