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房間”外面來觀察中國

站在“房間”外面來觀察中國

2016年11月21日 17:43:11 瀏覽量: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卜正民

　　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參加一次會議時，幸運地發現清史專家朱維錚教授也出席了同一會議。他極富才學，或許性情也最火爆，但對我而言還是一位慷慨的良師益友，在我需要之時往往不吝提出明智建議。猶記得一次在月壇公園正散著步，我突然向他坦露曾數度迷茫的心聲——既然我不是中國人，那當一名中國歷史學家到底有什么意義?我到底怎樣才能像理解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國呢?

　　朱老師打了一個比喻來回答:“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視線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

　　朱老師對中國同行們的研究局限多有責備，但他相信，我們這樣的外國人的確能夠帶來些什么，而且我們擁有一種中國人無法依靠自身開辟出的觀察視角——我們對中國的觀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經驗的影響。聽他釋疑解惑，我不禁想起明朝時的一句俗語:中國人用兩只眼睛觀察世界，歐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則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師是覺得他這一代中國學者只睜開了一只眼，而外國歷史學者正好為他們提供了第二只眼。

　　作為一個二十來歲才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間”外面來觀察的，我大致上與中國的“文革一代”同輩。彼時正是西方史學經歷大轉折的時期，歷史已從宏大敘事逐漸轉變為普通人在其所處社會的約束與機遇中所經歷的生活。對于一個在此時擁抱中國明代社會和經濟史的外國人來說，我最想求教的歷史學者并非來自西方，而是一個中國人——傅衣凌。傅衣凌對與我同輩的中國歷史學者產生了巨大影響，讓我們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寫出各個階層民眾所經歷的歷史，而不是統治家族支配的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見過傅老師一面，至今仍后悔沒能向他學習更多，就像我從朱老師那里學到的一樣。

　　當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一套“帝制中國史”時，我找到了3位同輩歷史學者陸威儀、迪特·庫恩、羅威廉，他們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會關系和物質文化方面的興趣。我們并非用同一種語調或國家視角來論述問題，但我們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識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導引，主要是請他們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我可不想我們只是在重復老套的故事。

　　另外，我請他們仔細考慮在他們所寫的那個時代生活到底意味著什么，并從這個角度來進行寫作。我希望他們抱著生命經驗之復雜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一套統一的、早已建構出的歷史敘述中，即“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它該發生”。他們應該從自己所寫時代的內部而非外部來呈現那些歲月，但同時，他們的寫作也需要囊括該時期內中國所征服的地區，這就要求他們不僅從內部來觀察，還要具備全局眼光，使影響該地區歷史進程的非漢人形象更加具體。

　　這套“帝制中國史”仍保留的一個傳統，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歷史。我所寫的《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卷，與《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最后的中華帝國:大清》等其他五卷，有一個顯著不同，即我越來越喜歡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待歷史——我們應該好好利用環境研究領域正不斷涌現的最新學術成果。我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元明四個世紀的歷史中，對民眾生活經歷和政治時運產生影響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氣候變化。

　　現在，我邀請你們走進這個中國歷史的“房間”，而我們4位作者正站在外頭觀察它。我希望你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現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你們用自身的內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作者系“哈佛中國史”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