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那些浙江人

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那些浙江人

2017年01月19日 09:17:19 瀏覽量: 來源:浙江在線 作者:李月紅

　　15世紀初的爪哇，是由一個大王國滿者伯夷以及幾個小港口所統治。

　　中國的船只為了跟爪哇北部沿岸的地方勢力打交道，也因此得中途停留多次。一般而言，馬歡在這些港口都會遇到三類人:穆斯林(阿拉伯人與當地改信者)、漢人，以及當地的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他一如往常，觀察著幾個港口城鎮平常的生活方式:國人坐臥無床凳，吃食無匙箸。男婦以檳榔荖葉聚蜊灰不絕口。

　　馬歡在爪哇看到有人用“人物鳥獸鷹蟲”的紙畫來進行表演。他感覺這些畫像“如手卷樣”。表演進行時，那人會對著聽眾展開部分卷軸，開始講故事。“眾人圜坐而聽之，或笑或哭，便如說平話一般。”24 卷軸畫表演遍布于當時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馬歡觀察入微，近距離辨識出這種表演的常見模式。卷軸畫表演常見于孟加拉、拉賈斯坦(Rajasthan)、波斯、東南亞，還有中國。直到最近幾十年，學者才意識到這種大眾娛樂的共同特色。

　　除了對氣候、動植物、風俗與貿易商品的慣常敘述以外，馬歡還注意到泰國的寺院傳統與中國的相當類似:“國人為僧為尼者極多，僧尼服色與中國頗同，亦往庵觀，持齋受戒。” 

　　船隊從阿瑜陀耶出發，再次沿馬來半島而下，前往今日新加坡附近的馬六甲港。馬六甲約建于1375年至1400年間(只比馬歡第一次的出行早了一代人的時間)，是東南亞西部地區口岸中的冉冉新星，也是印度洋與東南亞水路之間的主要轉運站。馬歡記載:馬六甲過去名義上是由泰國掌控，但當地頭目力求獨立，先前下西洋的船隊便用“雙臺銀印冠帶袍服”認可了頭目的獨立地位。船隊領袖在馬六甲建碑封域，頭目隨后也赴京面圣。

　　但到了第四次下西洋時，馬六甲國王正對受制于中國而心懷不滿。根據馬歡所述，國王新改信了伊斯蘭教，穿著就像個阿拉伯人。他“以細白番布纏頭，身穿細花青布長衣，其樣如袍，腳穿皮鞋”。馬歡將國王采用這種服飾的做法，與其改信伊斯蘭的記載并列在一塊兒，這很有意思。不過在第四次下西洋時，馬六甲國王和中國的朝貢關系仍然密切。馬歡提到船隊在馬六甲多待了一段時日。船員將貢品與他們搜羅而來的貿易貨物卸下船，放進安全的營寨，等之后一行人從印度洋回來再來上貨。明帝國艦隊通常會在馬六甲分頭前進，一部分航向孟加拉，其他船只則前往非洲或印度西海岸。公元1413年，馬歡這一部分的船只穿過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之間，往西北航行，在兩個港口停留。小國的重要性不高，馬歡干脆用寥寥數筆描述，“土無出產，乃小國也”。

　　馬來半島上開采錫礦的情景倒是吸引了馬歡的注意力。錫在15世紀時還是個重要貿易項目，重要的程度一如10世紀印坦沉船的時代。

　　“花錫有二處山塢錫場，王令頭目主之。差人淘煎，鑄成斗樣，以為小塊輸官。”

　　每一塊錫都有標準的重量，綁成一大把，每把有四十塊。潛水員打撈10世紀印坦沉船時找到的正是這種塊狀的錫。

　　蘇門答臘島之行一結束，船隊便調頭往西，經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前去斯里蘭卡。雖然明朝艦隊擁有超過兩萬名士兵，馬歡這邊的分艦隊可能也有為數六千人的部隊，但他從未記錄有戰斗發生。船隊從來沒有攻擊或破壞任何口岸。

　　若要估量貢物，就得將當地的錢幣與度量衡換算成中國的標準。這在馬歡的回憶錄里是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在斯里蘭卡，國王“以金為錢，通行使用，每錢一箇，重官秤一分六厘”。船隊接著從斯里蘭卡繼續往西，繞過印度南端，往馬拉巴爾而去。

　　馬歡清楚地意識到這片植物茂密、滿是椰子樹的海岸，是個盛產胡椒的國度。

　　“土無他產，只出胡椒，人多置園圃種椒為產業。每年椒熟，本處自有收椒大戶收買，置倉盛貯，待各處番商來買。”

　　到了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時(馬歡則是第一次出洋)，中國似乎已經與幾個重要港口當地的國王建立了關系。船隊的上首外交官先是致贈袍服與詔書，表示尊敬，接著雙方代表才開始談生意。國王的代表與船隊的領船大人首先驗明中國絲綢與其他貨物的成色，然后議擇某日打價。日子一到，“眾手相拿”，同意“或貴或賤，再不悔改”。城里的商人接著把“寶石珍珠珊瑚等物”帶來。議價之事“非一日能定，快則一月，緩則二三月”。船隊隨后的所有交易，都要根據這些定好的價格進行。雖然明朝艦隊武力強大，但長達數月的談判過程，暗示了明朝不單是用命令的方式在指定價格與交易條件。 

　　這種大規模的議價并非當時馬拉巴爾的海港的常態。商人就只是買進他們付得起的貨，價格則是由市場決定。后來在回憶錄里，馬歡也描述了卡利卡特平時的交易狀況。

　　“各處番船到彼，國王亦差頭目并寫字人等眼同而賣，就取稅錢納官。” 

　　中國朝廷有著要長期經營的宏圖大計。鄭和在好幾個港口立了石碑，上面的聲明都表示了朝廷的意思，寫著:“去中國十萬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于茲，永示萬世。” 

　　像卡利卡特的扎莫林(Zamorin)這種當地國王，哪兒能夠從與中國的關系里得到什么?可是，當一支有好幾千名明朝士兵的軍隊出現在自家港口時，他可能也沒什么選擇。但他還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好處。明朝答應支持他對抗家族里的對手以及外敵。只是這種承諾實際上沒什么意義，畢竟這支艦隊每幾年才造訪一次。而明朝部隊真去捉拿東南亞當地的逆黨、讓國王重登寶座的事情，馬歡只記載過一回。 

　　馬歡有一次抓住機會，從卡利卡特(可能是在漫長的談判期間)單獨前往麥加—或許是搭當地的船只去的。這座圣城深深感動了他。他寫了許多我們料想得到的題材:建筑、當地的瓜果蔬菜，以及貿易商品。“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為極樂之界。”

　　霍爾木茲是第四次下西洋行程的最西端。馬歡在那兒看到一種街頭表演，讓他目不轉睛。 

　　“(表演者)令一閑人，將巾帕重重折疊，緊縛其猴兩眼，別令一人潛打猴頭一下，深深避之。后解其帕，令尋打頭之人，猴于千百人中徑取原人而出，甚為怪也。” 

　　船隊迅速從霍爾木茲沿原路繞過印度回到馬六甲，裝載留交當地保管的商品，然后走最短的航線返回中國南方海岸。公元1415年，第四次下西洋的艦隊回到中國。1421年時，馬歡參加了他第二次的西洋之行，等到他返國時，官場中強大的士人團體正與宮中支持下西洋的宦官對壘。公元1431年時還有一回，馬歡也再度登船，擔任阿拉伯語通譯。到了15世紀40年代，明朝皇帝下詔焚毀下西洋的所有記錄。只有少數回憶錄、幾張海圖與一張地圖幸免于難。另一份詔書則下令停止對外貿易，甚至命沿海居民遷往內陸。 

　　不過，對馬歡來說，這兩趟旅程的意義卻與此完全不同。他就像伊本·法德蘭、伊本·巴圖塔、玄奘等許許多多的旅人，在陌生的信仰與風俗中探尋模式與結構。他分析自己的見聞與體驗，試著讓人了解這一切。他拿東南亞的娛樂與中國能找到的種類相提并論，稱許多地方的人“整潔”、勤奮發展當地的生產。他們的飲食雖然不同，但饒有趣味。到了中東的港口，人們也因為馬歡是個穆斯林而接納他，尤其是在麥加—這讓他銘感五內。 

　　許多年后，馬歡一位身居高位的朋友為這部回憶錄寫了篇簡短的后序，希望在馬歡努力找官場中人贊助、將本書付梓出版。 

　　后序提到馬歡事竣歸鄉里，說他這個人“恒出此以示人，使人皆得以知異域之事”。馬歡的回憶錄里充滿著他對于能夠去見識、了解中國以外的人群如何生活、嫁娶與實踐這么多信仰，心里有多么感激。而他所體驗的一切也深深地改變了他，感動了他。

新書書封

　　由密歇根大學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伍德羅·威爾遜獎學金獲得者斯圖亞特·戈登耗時6年寫就的《極簡亞洲千年史》一書，2016年12月出版上市。在這本著作中，斯圖亞特通過細膩的描繪與大量原創研究，向讀者揭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歷史真相:當歐洲深陷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約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時，同時期的中古亞洲則正處于最輝煌的巔峰，在那漫漫千年中，亞洲才是整個世界的中心。 

　　在6年時間里，斯圖亞特閱讀超過50本回憶錄，重構5次，撰寫了13份草稿，終將這本書寫就，被列為全美圖書館指定館藏。

　　文化的多樣性隨著交流日趨交融，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一帶一路”的提出，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重新翻涌起時代的潮流，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平臺組織的推動下，亞洲各國從經濟、文化延展到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勢必將再次讓世人側目。

　　正如作者斯圖亞特所說:“一個國家會擴張、會收縮，有起也有落，但許多跨越宗教、族群認同與語言的紐帶卻始終不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交流網絡、相互尊重與共同智慧，是我們能留給未來幾代人最重要的遺產——而這種想法，或許就是能從本書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