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中的中國：從仰視、輕視到正視

日本文學中的中國：從仰視、輕視到正視

2017年03月10日 16:49:00 瀏覽量: 來源:現代快報 作者:曾浩

　　村上春樹和他的新作《騎士團長殺人事件》

　　《源氏物語》

　　《敦煌》

　　《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說家·芥川龍之介》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新作《騎士團長殺人事件》中承認南京大屠殺，引發中日兩國各界熱議。在日本右翼勢力眼里，村上春樹此舉被諷刺為“為了獲諾貝爾獎”，但在更廣大的世界范圍內，村上春樹展現出的一個作家的正義與良知，讓他收獲了更多贊譽。

　　村上春樹不是第一個在作品中書寫中國形象的日本作家，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歷史和地緣使得中日兩國自古便一衣帶水，文化勾連是最典型的一個表現。日本文學中涉及中國題材的作品很多，對于中國的視角經歷了從仰慕到輕視，再到正視的過程，這也正是兩個國家之間關系的一個縮影。

　　讓日本仰視的“中國”

　　在明治維新之前，盡管在文化上深受中國影響，但日本作家們對于中國的了解大多數還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這其中有流傳過去的漢學、佛教典籍，也有日本人對中國的敘事，這些敘事分為虛構文學，包括小說，敘事詩，也有一些所謂的紀實。然而即使是那些出自少數來過中國的日本人之手的紀實作品，也因為中國相對日本的過于龐大，也只能感受到中國一個局部，而且這些局部已經足夠讓日本作家們對中國產生迷戀和仰視了。

　　以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為例，這本成書于1001年至1008年間的小說，表現的是日本平安時代的生活。作者是日本作家紫式部，她深受唐文化影響，在書中大量引用了唐代詩歌，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歌最多?！对词衔镎Z》中的人物桐壺更衣死后，書中寫“近來皇上晨夕披覽的，是《長恨歌》畫冊。”天皇懷戀桐壺更衣，認為楊貴妃的容貌“太液芙蓉未央柳”，卻仍然比不上桐壺更衣。除此之外，《長恨歌》中另一句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在書中也被原句引用。由此可看出當時日本人對唐代詩歌的尊崇。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文人們對于中華文化熱愛有加，他們深受漢學熏陶，誦讀龐大的漢學文學書籍，寫格律詩，在他們眼里，中國文化代表著高尚的道德和脫俗的品質。古代中國在日本作家筆下的含義在于超越現實和生活的層面，是實現夢想和寄托希望的烏托邦，呈現出一種對中國的仰視。在《源氏物語》里，這些得到了延續，并繼續下去直到明治維新的到來。

　　從文本走向現實的“中國”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文學中的“中國”從文本逐漸走向現實。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結束了德川幕府統治下閉關鎖國的國策，開始打開國門看世界，當時在清政府統治下腐朽落后的中國，暴露在日本人的面前。這一時期的日本作家面對中國的現實，還沒有做好準備和作出準確的判斷，他們的作品總體上表現出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緬懷之情，和對近現代中國衰落的詫異之情，這些情感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1909年，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中國東北和朝鮮進行了46天的旅行，回國后在《朝日新聞》上連載游記。夏目漱石深受漢文學裨益，他的漢詩堪稱明治時期的精品，他也一向對漢文化有著好感，并對中國人有著同情。1901年他曾在日記里寫道：“中國人遠比日本人有名譽，只是不幸而淪落到眼下不振的情形?！钡?年后他踏上中國東北的土地，在新作中他對中國的好感和同情卻消失了，游記中類似對碼頭中國苦力的輕蔑描寫等批判、侮辱性的語句充斥，并伴有一種殖民者的自豪感。夏目漱石的矛盾在于一邊懷念古老的中國文明，一邊又拘泥于國家利益而產生了局限性，他對中國的輕視態度代表了那個時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對日本民眾產生重要的影響。

　　明治天皇去世之后，日本進入了大正年代，日本文壇上出現了一股被稱為“中國趣味”的熱潮，這一時期涌現出的中國題材作品充滿了殖民主義的偏見和浪漫異國的情調，中國形象也在日本文學中表現得日益復雜化。

　　大正年代的日本文學受歐洲近代文化思想影響越來越明顯，一定程度上壓過了日本古典文學和漢文學。大正年代的日本作家既受到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也受到歐洲崇尚理性和科學的影響。 “中國”在大正年間的日本作家筆下是唯美和藝術的、浪漫的結合。同時也伴隨著自身殖民者身份的確認和身份的優越感。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他的成名作都是有關于中國的作品，有些取材于中國的古代典籍，例如《酒蟲》《杜子春》《秋山圖》等，他還以現代中國為舞臺創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如《湖南之扇》《南京的基督》，以及1921年中國旅行記《中國游記》等描寫具體城市的游記。芥川龍之介筆下的中國有時是神秘的，浪漫的，有時又顯得骯臟和丑陋，他用作品表達對中國的美好想象，也表達自己對中國的失望之情，體現出大正時代“中國趣味”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到衰落的過程。

　　在《中國游記》中，古老的北京城是“頹廢”的，上海是一個大都市，但“骯臟”，在他的筆下，中國的底層民眾如同追著外國人討要銅板的買花老人那樣“沒有骨氣”。芥川龍之介對于中國文化曾經有多熱愛，來到中國之后就有多失望。

　　但以里村欣三為代表的一批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卻對中國充滿同情。他的《苦力頭兒的表情》于1926年發表在日本《文藝戰線》6月號上，以第一人稱描述他在“滿洲”北部流浪的經歷。里村欣三對中國勞動者的表述在日本近代文學開了先河，因為自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勞動者在日本作家的筆下都是“骯臟”“猥瑣”的形象，但在《苦力頭兒的表情》中，中國勞動者被

　　描述為充滿友愛的“階級兄弟”。在當時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里村欣三等一批日本無產階級作家雖然在文學創作上還存在局限性，也是日本文壇里的小眾，但體現出的良知和責任值得尊重。

　　日本對“中國”的重新認識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作家重新對中國充滿好奇，野間宏等人帶動了一股日本作家訪中熱潮。野間宏寫出了《新中國訪問》。

　　井上靖是戰后第一個以中國歷史為題材進行創作的日本作家，他一生創作了17部中國歷史小說，抱著真誠的熱愛和善良來理解中國文化。井上靖的《楊貴妃》不像中國文學作品中那樣將楊貴妃描寫成一個紅顏禍水，而是一個具有孤獨氣質的美人，《孔子》通過一個虛構的孔子學生回憶孔子的一生，側面闡述孔子的思想精髓。

　　井上靖最出名的是西域系列，《敦煌》《樓蘭》《洪水》這些小說都是發生在中國西部，凸顯了作家濃濃的“西域情結”。小說在日本的發表和中譯本的引進，不僅在日本掀起一股“敦煌熱”，在中國也吸引了眾多國人前去旅游。井上靖筆下的中國形象沒有20世紀日本作家那樣的具有殖民意識，他小說中的人物既具有中國的儒家仁義思想，又有著日本文學中的哀美。

　　這一時期開始到現在的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學中的“中國”，視角從輕視變成了正視，重新回歸了兩個文化一直有著深切勾連的國家之間應有的欣賞與審視。這種正視不僅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也表現在作家本身的中國觀上。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不僅用作品來反思戰爭和觀照社會現實，還通過“釣魚島是中國的”“ 日本人并沒有忘記日本曾經侵略過中國,殺害過中國人”等言論來表達一個作家對歷史的正視。

　　新書中直承南京大屠殺的村上春樹，他的小說中經常有中國印跡?！短旌谝院蟆贰肚衣狅L吟》《1973年的彈子球》《尋羊冒險記》等都有不少中國人的形象。在《去中國的小船》中，主人公“我”丟失了楚楚可憐的中國女孩，只能每天坐在港口遙望地平線，苦等去中國的小船。

　　在被問及為什么會對中國有特殊的描寫時，村上春樹這樣回答：“我是神戶人，那里有不少中國人，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中國人，我生活的周圍一直有中國人，‘中國人’對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親在大學時被征調當兵到中國大陸，他的人生因此而發生改變。小時候，父親雖然絕口不提戰爭的事，但他常常講中國的風土人情……對我而言，‘中國’不是想寫而刻意去想象，‘中國’是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記號’?！?/p>

　　在村上春樹的筆下，中國是一個“他者”般的存在，實際上整個近代日本文學中,從古代中國光輝形象的緬懷與追述，到對現實中近代中國真實面目的侮蔑與直視，到新中國成立后重新正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一直是日本文學中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