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儒學怎樣成為官家主流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儒學怎樣成為官家主流

2017年04月10日 11:21:58 瀏覽量: 來源:中國搜索 作者: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

　　從秦代到清末，中國的官家專制延續了兩千多年。這種現象，在世界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自明末以降，以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古代士人，均對專制流毒做出了分析。清末民初，受到現代化沖擊的中華帝國終于開始了變革，一代又一代知識人開始追求民主，并反思儒法兩家在官家專制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林聰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庶幾提供了答案。

　　秦代采法家學說，富國強兵，卑臣弱民，廢封建，立郡縣，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先秦儒家講究君主與大臣權責對應，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而法家則強調君權獨大，因此，秦始皇焚書坑儒。然而，純用霸道治國的秦代二世而亡，劉邦最終依靠暴力，短短五年，即在馬上打下江山，建立漢朝。鑒于秦代其亡也速的教訓，如何延續后代的統治，就成了擺在劉邦及其子孫面前的難題。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共分八章，分別處理漢代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核心的幾個重要階段的問題，全書在長達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分別寫成，算是留下作者在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學研究的腳印。作者還希望，它能成為兩漢思想史研究的墊腳石。本書環繞著儒者為漢帝國建立“帝國意識形態”的問題，特別是儒者如何幫助帝國建立統治思想，建立深層的穩定機制，以及如何在全新的政治環境中面對自己的處境，做了一系列的探討。這些探討呈現出漢代儒學的一個重要面向，即有關儒家理念、帝國統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的關系。透過本書各章的論述，可以清楚看到，儒學面對不同的歷史情境，需要不斷用不同的方式論證其有效性與合理性，而且需要呼應帝國各種重要的問題提出主張與論述，才能符合時代要求，繼續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儒學不斷自我轉化、重新論述，也是后來儒學在兩千多年的帝制中國能長期扮演統治思想的重要因素。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顯示，在漢代儒學的轉化過程中，儒家的經典都被重新解釋，服務于統治者的需要。在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法家的思想和也被吸收。《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漢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所謂漢承秦制，在此得到了明顯體現。

　　《漢代易學與政治》(白效勇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印證了林聰舜的研究。《周易》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元典之一，在重儒尊經的漢代，《周易》與《詩經》、《尚書》、《禮》、《春秋》并稱“五經”，被立為官學，構成了漢代文化的主體。易學在漢代表現為兩種形態：義理之學和象數之學。這兩種易學對漢代的政治與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義理之學經過改造，成為官家專制的漢帝國意識形態;象數之學與陰陽災異說結合，構成復雜而完備的“天人合一”理論體系，士大夫以易學與天象、人事結合，推斷政治得失，將其作為支持或反對潺亭決策的依據，成為政治參與的重途徑。

　　與以上兩書相關的著作關注的問題類似，韓星的專著《儒法整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更早關注了秦漢政治文化整合。本書基于政治思想、社會政治制度演變、分化以及整合的史實，主要抓住儒法兩家思想體系構成的若干重要概念、范疇，采取宏觀、綱目式研究先秦儒法在秦漢之際參與政治文化整合，初步為其后二千年中國社會確立基本政治文化模式的情況。本書認為，在秦代至漢武帝百余年里，統治者為了江山永固，主動對先秦文化資源通過選擇、取舍、加工和改造，加上儒家學者的積極配合，形成了王霸道結合的政治文化主體模式。

　　原標題：儒學怎樣成為官家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