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為縣，位于贛南;貢江(在于都境內稱于都河)澹澹，穿城而過。

　　今年4月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里，第一次看到各界人士冒雨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碑前獻花，雖然當時碑前地面還在整修，但自己還是感動萬分。

　　站在于都河畔，生與死、聚與散，歷史的場景撲面而來。我仿佛聽見紅軍將士們由遠而近的鏗鏘腳步……當時，也許誰也沒有想到，渡過這條河，一去就是二萬五千里的漫漫長路;也許誰也沒有想到，這一路，將要面對那么多艱難險阻、那么多生離死別!

　　為了弘揚長征精神、緬懷先輩偉績，2009年，于都縣委、縣政府投資近千萬元對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紀念碑園進行改造擴建，興建了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園。

　　8月，記者再次來到于都，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園里追思無數革命先輩們的動人事跡。

　　于都河會刻骨銘心記住

　　1934年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會議部署“鐵桶計劃”，確定以瑞金為最終目標，形成以瑞金為中心、半徑150公里的包圍圈，一舉殲滅中央紅軍。

　　蔣介石打下如意算盤，但其軍事計劃卻被與會的一位老同盟會員泄露給部下項與年，后者是中共地下黨員。

　　項與年連夜用特種藥水把情報寫在學生詞典上，火速趕往瑞金。但靠近紅都的沿途已經布滿國民黨的哨卡、鐵絲網、碉堡。情急之下，項與年用石頭敲碎自己的4顆牙，打扮得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把情報藏在污穢不堪的討米袋里，終于混過了國民黨的重重封鎖。10月7日，打扮成叫花子的項與年到達瑞金沙洲壩，這份改變紅軍命運的絕密情報交到黨中央手里。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蘇區、中央軍委機關及其直屬部隊和一、三、五、八、九軍團共8.6萬余人，分別從于都梓山鄉的山峰壩，縣城的東門、南門、西門，羅坳的孟口、鯉魚、石尾、漁翁埠等8個渡口渡過于都河，踏上漫漫征程。

　　據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副館長張小平介紹，當時于都河上沒有橋，而河面最寬的地方達600米，水深1至3米，流速也非常快，成為紅軍長征跨越的第一道天險，只有3處渡口適合趟水過河。為了保證大部隊安全、快速渡河，當時紅軍決定臨時征調民船作為橋墩，然后在上面鋪設木板，在5個渡口搭建浮橋。

　　有位漁工想出一個好辦法，讓每個民船船頭上掛一個馬燈，夜里就能排成一列，過河效率大大提高。這個渡河細節，許多老人至今還記得。

　　長征出發時，國民黨的軍隊已逼近于都。空中，不時飛過國民黨的飛機。為躲避敵機偵察，軍民們每天下午架橋，次日凌晨拆除，不留任何痕跡。5個渡口的浮橋反復拆搭有15次之多。

　　架橋過程中，聽說紅軍缺木料，沿岸的許多百姓義無反顧地把自家的床鋪、門板和瓜棚拆卸下來，送到架橋現場。“有位姓曾的大爺，甚至把百年歸老的棺木也捐出來了。”每當講起這段歷史，張小平總是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那時的于都縣城，真是‘夜不閉戶’啊!”

　　曾大爺的故事流傳了下來，而曾大爺和他的后人已無從找尋。

　　“于都河畔送紅軍，長憶軍民魚水情。”當時于都百姓傾其所有，他們出動了上萬勞力和800多條船只。

　　在于都縣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記者看到了搭浮橋用的門板，還有被單、草鞋、籮筐、藤籃、鍋碗、漁船……這些風華歲月中無數英烈用過的遺物，一樣樣都飽含著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一件件都帶著令人動容的紅色記憶。走近這些文物，仿佛走進那段歷史，走進那段往事……

　　30萬人保守一個天大的秘密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數以萬計的男女老少佇立在各個渡口，為紅軍送行。時任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的楊得志后來回憶道:“深夜，秋風吹動著殘枝敗葉，吹動著一瀉千里的于都河，吹動著身著單衣的指戰員們。寒氣很重了，我們回首眺望對岸舉著燈籠、火把為紅軍送行的群眾，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覺。”趕到于都河邊為紅軍送行的群眾中，除了滿臉稚氣、不懂事的小孩子跑來跑去，大人們的臉上都掛著愁容，有的還在暗暗地流淚。老表們拉著紅軍戰士的手，重復著一句極簡單的話:“盼著你們早回來，盼著你們早回來呀!”

　　在于都縣城濂溪路北門1號，矗立著一座老建筑——贛南省蘇維埃政府駐地、長征前夕毛澤東同志舊居。于都縣委宣傳部的同志告訴我，從于都出發之前集結時，毛澤東就住在這里。舊居里居然只陳列少量照片，但從這些珍貴照片依然可以解讀出“長征從于都出發”的密碼。

　　從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先后下達命令，要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陸續移交防務，秘密、隱蔽撤離戰場，與中央第一野戰縱隊(又稱“紅星”縱隊)、第二野戰縱隊(又稱“紅章”縱隊)一起到于都集結。

　　10月中旬，中革軍委頒布命令，將中央黨政軍機關編成中央第一、第二野戰縱隊。10日傍晚，第一野戰縱隊分別從瑞金梅坑、田心圩、九堡和會昌的石門圩出發，向于都境內開進;第二野戰縱隊從瑞金九堡、云石山出發，向于都境內開進。13日，兩個縱隊先后到達于都的嶺背、禾溪埠、古田一帶集結休整。

　　8萬多紅軍主力在一個縣城內外集結、休整了長達10天時間，然后安全順利地跨過“長征第一渡”。30萬于都人民實行赤色戒嚴，嚴密封鎖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敵人，使國民黨的探子成了一無所獲的“聾子”“瞎子”。國民黨諜報部門對此一無所知，蔣介石連一點音訊都沒有得到，以至1個月后才發現紅軍轉移了。

　　82年前，30萬于都人民共同保守著一個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黨史研究者贊為奇跡。在信息發達的今天，很難想象30萬人可以守住一個共同的秘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渡過于都河撤離中央蘇區后，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等人奉命組成蘇區中央分局。1935年2月下旬，中央蘇區全部喪失。面對強敵的重重包圍，留下來的紅軍化整為零，分成九路從于都禾豐地區突圍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及民團的圍追堵截和瘋狂屠殺。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李才蓮、毛澤覃、古柏、劉伯堅、梁柏臺、周以栗、楊英、李天柱……一大批黨的高級干部在突圍中英勇犧牲，有的下落不明……

　　紅軍走后，于都百姓還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紅軍傷病員，解除了前方將士的后顧之憂。

　　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紅軍和蘇區人民、于都人民是一體的，可以說是鋼板一塊!

　　船櫓和發電機的故事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內展覽的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有著激勵人心、催人淚下的故事。

　　這里有一雙至今保存完好的繡球草鞋，那是紅軍謝志堅的未婚妻為他編的，謝志堅不舍得穿，勝利后拿著草鞋回鄉卻發現未婚妻當年已被殺害。

　　這里有一口帶著槍眼的大鐵鍋，那是長征期間紅軍的行軍鍋，經歷過槍林彈雨。

　　1934年10月17日，李聲仁也加入到支援紅軍的行列中。“當時，他(李聲仁)正在于都河鯉魚潭渡口捕魚。這時，幾名紅軍官兵在岸上高喊，讓他把船撐到岸邊。原來，當晚有大部隊要過河，想請漁民幫忙。”李明榮說，“父親二話沒說就答應了，還立刻動員其他船老板幫忙。”

　　不久，李聲仁就召集了20多條漁船會合。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一趟又一趟渡過600米寬的于都河。茫茫夜色中，竹篙、船櫓劃開水面，將幾百名紅軍送上長征路。10月18日晚，在另一處渡口，又是一個整夜，李聲仁他們再次重復了前一夜的行動。

　　分別時，紅軍給幫助他們的船隊留下20塊大洋、一些大米，還有感謝:“謝謝你們!我們還會回來的，不會忘記你們漁民兄弟!”

　　兩天后，紅軍主力全部離開了于都，李聲仁也離開了。為了躲避國民黨報復，他們一家在外飄泊15年，直到新中國成立才回到家鄉。

　　如今，當年李聲仁用過的船櫓和船上用的馬燈，擺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和當地群眾自發捐獻的文物一起，靜聽不遠處于都河的水聲。

　　紀念館里還記載了一位老紅軍謝寶金的故事，他曾背著68公斤的發電機，跟著隊伍走完長征全程，將這部重要的機器送到延安。

　　謝寶金的侄子謝林貴向記者介紹，他的伯父人高馬大，很有力氣。參加紅軍后，被選到中革軍委情報部技術股工作，主要任務就是和戰友一起管理軍委發報用的發電機。

　　紅軍轉移前夕，一位首長對謝寶金說:“這些設備是中革軍委的‘耳朵’和‘眼睛’，你要確保萬無一失。”謝寶金記住了這句話，把發電機當做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起來，爬雪山，過雪地，經過千難萬險將它背到了延安，完成了任務。

　　戰爭勝利后，謝寶金回到于都，從事廢品收購工作。1976年，謝林貴帶著伯父謝寶金去北京看病，參觀博物館時看到一臺機器，當時78歲的伯父渾身顫抖，蹲下去不斷摸著機器，流著眼淚。“我以為伯父是身體不舒服，講解員過來說這是文物不能摸，我伯父激動地大哭，說:小姑娘，你知道這個機器是做什么用的嗎?當年是我把它一路背到延安的。”解說員聽到這件事，立馬搬了一把椅子讓伯父坐下，“伯父說看到發電機，戰友犧牲的一幕幕全浮現在眼前，他忍不住大哭。”他一直告誡后代要努力讀書，“現在家里的小孩都是大學畢業，伯父應該很欣慰。” 謝林貴說。

　　于都人民真好

　　別了，于都河!別了，曾經用鮮血捍衛過的紅土地!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治委員的楊成武將軍，后來這樣寫道:“這是一個永遠也不能忘懷的場面。”

　　“紅旗獵獵，戰馬嘶鳴，整齊的隊伍站在河對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斷的人流，從四面八方匯攏來。他們扶老攜幼，來到于都河畔。鄉親們有的把煮熟的雞蛋塞到我們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們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們戰士的手問，‘什么時候回來?’有的止不住‘嗚嗚’地哭起來。”

　　“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隊伍出發了，紅軍將士一隊一隊地向于都河畔進發，“馬聲、擔子聲、刺刀摩擦聲、步伐聲、歌聲，互相錯雜著。”

　　于都河邊，男女老幼手捧草鞋、食物、銀錢，向他們的親人道別。

　　送別的人群中，就有丁張發。他和母親拿著早已備好的5雙草鞋、一大包番薯干，早早地從離于都河不遠的貢江鎮古田村來到河邊，試圖在紅軍隊伍里找到久別的父親。一隊又一隊的紅軍過去了，一天又一天過去了，沒有見到那久別的身影。最后，他的母親把草鞋和番薯干送給了5名紅軍戰士。事后，丁張發才知道，他的父親早已在紅軍長征前就犧牲在興國。

　　每次講解這段歷史，紀念園講解員肖婷婷都要提及這樣一些故事:為了幫助紅軍渡河，沿岸百姓拿出家里的門板、木料，甚至有老人把自己的壽材都送到紅軍手上;為了給紅軍供應充足的口糧，當地群眾四五個人守著一個土壟(當地用于給稻谷去殼的設備)，日夜不停地加工糧食，保持“人停壟不停”……當時周恩來曾動情地說:“于都人民真好，蘇區人民真親。”

　　據研究者統計，僅在紅軍長征出發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獻出糧食79390石。“在當時，這相當于于都全縣30萬人3年的口糧。”張小平說。

　　長征前，于都人積極響應黨中央“擴大百萬鐵的紅軍”的號召，踴躍參軍參戰。1.6萬多名于都兒女參加了長征，為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提供了人員保障。

　　據統計，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于都參加紅軍人數達67709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的1/4強，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達1.63萬人。

　　當地蘇維埃政府還組織近萬名民工隨軍出征，為長征出發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勤保障。他們，多數犧牲在長征途中。

　　依依惜別，于都人相信，親人還會歸來。但戰爭的殘酷超乎想象，跨過于都河的于都子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只剩277人。

　　高大的紀念碑正對著的，就是長征源小學。周末，學校“紅娃樂隊”的學生正在訓練，幾十人身穿紅軍服、頭戴八角帽，情緒飽滿地吹奏《十送紅軍》。時而高亢、激越，時而凄婉、憂傷的曲調，將我們帶回82年前紅軍渡河長征的悲壯場景。

　　聽曲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潸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