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活著》讀后隨筆
37、《活著》讀后隨筆
2017年01月09日 18:45:49 來源:浙江黨建網 作者:吳雙
“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這段話節選自余華在北京寫于一九九六年十月的《活著》韓文版自序，在我所看到的五篇《活著》自序中，這篇自序給我的心理震撼最大，并非說它的語言具有怎樣的號召力，也并非說語言華麗到令人目眩神迷，恰相反，作者用一種非常從容樸實的語言詮釋了一個充滿抗爭力量的詞，“活著”——不是進攻，而是忍受，甚至是將忍受變成享受。
我是在一個雨后的黃昏讀完這本不厚的書的。一場暴雨沖刷凈了假期來幾日的焦躁，天邊舒卷的晚霞映著落日的余暉靜靜地變幻著光影的旋律，外面漸漸響起孩童玩耍的聲音。室內已經昏暗，我忘了開燈，幾縷殘陽照在書上，橘色的暮光正落在我合上的書封，灰底黑字。一切都那么寧靜，沒有張揚也沒有壓抑——就如書的結尾所寫“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來臨。”
短短十二萬字，我足足用了一個星期才讀完，從最初的唏噓不已到最后的靜靜聆聽，闔上書后，內心只余下一種超越世俗欲望和紛爭的平靜。我在日記中寫到：“一段激進而野蠻的歷史，一位年輕而冷酷的記敘者，一個悲劇而幸福的男人，一次平緩而殘忍的閱讀。”我想，我沒有資格來評論福貴是否不幸，就像我們永遠不知道曹雪芹是否以《紅樓夢》未完而遺憾。賀拉斯曾說“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禮前，無人有權說他幸福。”無人有權評論別人幸福，無人有權評論別人不幸，無人有權議論別人人生，這是余華告訴我的。于是我只是專心聽著這個有關“活著”的故事，當一個好的傾聽者。我的日記中還寫到：“活著，以幸福和忍受的姿態，感受眼淚的寬廣和豐富；活著，以大地召喚黑夜來臨的姿態，感受無處不在又絕不存在的絕望，活著，以活著的姿態，感受活著。”
福貴的一生，不停地斗爭與生存，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外孫先后離他而去，只留下他和一頭也叫“福貴”的老牛，就連他自己也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盡管這個故事中偶爾有片刻的溫暖善良輕松，然而不幸與死亡立馬會毫不留情地碾碎所有溫存，留下一地冰冷。然而經歷了這所有一切的福貴，仍舊活著，作者在一開始是這么描寫這位老人的“我聽到老人粗啞卻令人感動的嗓音，他唱起了舊日的歌謠，先是咿呀啦呀唱出長長的引子，接著出現兩句歌詞——‘皇帝招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里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地游動著，里面鑲滿了泥土，就如布滿田間的小道”——福貴他活著，以一種活的姿態，幾番生離死別，沒有將他摧殘成行尸走肉，沒有麻木他的精神，他懷著對過去美好的記憶，以淡泊和堅毅的力量，以寬容和善良的態度，對待生活。這是福貴向我展現的“活著”，在別人眼里，他或許是一個幸存者，在他自己看來，他只是在生活著，在大多數人看來，福貴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或許在福貴心中，他這一生卻寬若大地。就如余華在兩千零二年的日文版自序中寫到：“在中國，對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幣的兩面，它們之間輕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對于《活著》而言，生活是一個人對自己經歷的感受，而幸存者往往是旁觀者對別人經歷的看法。”之后，他又在兩千零七年的麥田新版自序中寫到：“我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有時候會影響自己的人生態度；而我自己寫下的作品，有時候也同樣會影響自己的人生態度。《活著》里的福貴就讓我相信：生活是屬于每個人自己的感受，不屬于任何別人的看法。”在他看來，這些領悟或許是他二十多年寫作給予自己的酬謝。
余華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人物。余華八十年代的小說往往尖銳冷漠，對生存的異化狀況有著特殊的敏感，給人以震撼。他用冷漠的態度操控人物如操控符號，利用“無我的敘述方式”建構起一個個奇異怪誕、隱秘殘忍的獨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文本世界，用一種可以說是瀟灑輕松的情調來描畫人間的殘酷狀態，展現了人和世界的黑暗。然而在《活著》一書中，余華的創作風格開始有所改變，筆下的人物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內容也逼近真實。雖然死亡仍是書中的一大主題，極端化處理在作者冷靜地敘述中仍時隱時現，然而余華開始選擇另一種敘述方法，以平實的民間姿態展現中國普通百姓身上一種淡泊堅毅的力量。
余華開始意識到人物不只是個符號，自己也不僅只是一個作者、一個敘述者。他在中國版自序中寫到：“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在聽到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后寫下《活著》，老黑奴那種經歷了一生的苦難仍友好對待世界的態度打動了他。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試圖讓讀者理解，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陳思和在《逼近世紀末的小說》中評價到：“當作家把福貴的故事抽象到人的生存意義上去渲染無常的主題，那一遍遍死亡的重復象征了人對終極命運一步步靠攏的艱難歷程，展示出悲愴的魅力。這個故事的敘事含有強烈的民間色彩，它超越了具體時空把一個時代的反省上升到人類抽象命運的普遍意義上。”我想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了過去和將來。
翻開《活著》，我在扉頁上寫下幾句話：以怎樣的姿態生活；以怎樣的姿態活著；活著，怎樣感受活著。這或許是福貴也是余華想要讓聽過這個故事的人思索和明白的人生課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