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慈善家

中國古代的慈善家

2016年09月07日 15:29:09 瀏覽量: 來源:人民網 作者: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民間慈善家，他們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但都以自家資財資助困苦之人，進行著慈善義舉。

　　范蠡是春秋后期越國政治家，他曾幫助越王勾踐復國雪恥。后來，范蠡離開政壇，四處經商，賺了不少錢。那期間，范蠡多次將經營所得的巨額錢財，接濟給窮人，后人也稱贊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慈善家。

　　漢朝的慈善家也不少。西漢宣帝時的官員黃霸在任揚州刺史時，常常鼓勵鄉亭小吏畜養雞豬，施舍給那些鰥寡貧窮戶。他在任泉州太守時，也不時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大行慈善事業。東漢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也是一位慈善家，據《后漢書》記載，樊重曾經借貸給貧困人家一大筆錢，　到了還款日期，他便將這些人的借債文契一一銷毀，令借貸人十分感動。樊重家里還有不少　“池魚牧畜”，凡前來求魚及牲畜者，有求必應。　光武帝時期的名臣宣秉，官至三公九卿，權勢很大，但他一生節約，從不亂花錢，并把歷年所得薪俸，盡數贈與貧苦親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時，“自無擔石之儲”。

　　魏晉南北朝時，民間也出現了不少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時的良吏路邕，在任太守期間，每天都會從家中取出粟谷，賑濟給貧苦百姓。另一良吏閆慶胤在任敷城太守期間，正遇荒年，他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賑恤貧窮”，幫許多困難家庭渡過難關。

　　隋文帝派兵南征陳朝時，有許多北方兵士不服南方水土而患病，名臣公孫景茂便用自己的薪俸為患病士兵求醫、煮粥、熬藥，并因此救活了1000多人。后來，公孫景茂任道州刺史，又動用自家薪俸和家產，　購買大量雞豬牛犢，“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名吏辛公義在出任岷州刺史時，當地多災多病，而百姓又很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養”。辛公義讓下屬將岷州境內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來，將自己的薪俸全部用來買藥給病人醫治，并親自料理病人的飲食起居。結果，病人全部痊愈。

　　北宋的大峰和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慈善家。宋徽宗時期，大峰和尚來到廣東潮陽，他自己募捐并籌集資金，在潮陽修建和平橋，歷經12年，至南宋初年建成。當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橋旁修建　“報德堂”以示紀念。從此，廣東潮汕地區的慈善事業和慈善機構日漸興盛，直到民國時期。1929年，當地人所寫的　《祖師紀錄碑》，詳細記載了大峰和尚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師，閩人，為宣和時高僧……勸喻潮人造橋、修路、施棺、殯殮、救人、贈藥、賑災、恤困等善舉，畢生不倦，開化潮人不少……各縣遂風起云涌，奉祖師神像，力行善舉”。

　　明末清初，我國江南地區的民間慈善事業形成一個高潮。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紛紛成立地方慈善組織，對社會上的困難群體給予有效救濟，他們遇寒者給衣、遇饑者給食、遇病者施藥、遇死者施棺，有的還籌集經費，給貧困兒童辦學。東林黨人士高攀龍、錢一本、陳幼學、葉茂才等人組織起同善會，向社會宣揚良好的道德風俗，收養生活無著的貧困孝子、節婦和貧老病者，資金由同善會員集體募捐。

　　在同善會的基礎上，清朝時，江南的民間慈善事業有了更大規模的發展，據統計，僅蘇州一地，即有各種名目的社會慈善團體120多個，上海地區也有80多個慈善組織。這些慈善組織有的建起育嬰堂，專收棄嬰撫養；有的辦起仁濟堂、同仁堂，給窮人免費提供藥品。

　　清朝名臣陶澍和林則徐也是慈善家。道光年間，陶澍任安徽巡撫。一次，恰逢大火災，他開始考慮建立一座防備災荒的民間義倉，定名為“豐備義倉”。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陶澍任兩江都督，他和時任江蘇巡撫林則徐，終于把豐備義倉建成。同年初，林則徐在蘇州城里還修建了10間大小倉庫，名叫長元吳豐備義倉，并從外地買糧存放。在此后的20多年里，這些倉庫有效地起著荒年賑災的作用。

　　鴉片戰爭后，林則徐被流放到新疆。他自己捐款，在伊犁興修龍口渠，為新疆人民謀福利。

　　后來，長元吳豐備義倉由官民合辦轉手為當地士紳聯辦，慈善事業規模越來越大，不僅災荒賑濟糧食，還籌建“協濟粥廠”，后來又向失業百姓提供救濟。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長元吳豐備義倉管理人員創辦了一所專收貧困家庭孤苦兒童的　“儒孤學堂”和一所幫助流亡人口和貧民子弟就業的　“貧民習藝所”。這樣，長元吳豐備義倉就成為一所綜合性的慈善機構。

　　到了清末，一些西方慈善思想開始傳入我國，并沖擊著中國的傳統慈善事業及觀念。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在一篇題為《善舉》的文章中，介紹了西方各國的慈善機構，　主張中國應通過官紳合力，遍設西方式善堂。自此，中國的近代公益事業逐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