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政府自我革命正當其時

“最多跑一次”：政府自我革命正當其時

2017年02月27日 08:28:54 來源:錢江晚報 作者:

　　【編者按】近日，浙江出臺《加快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實施方案》，要求到2017年底基本實現群眾和企業到政府辦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則、跑多次是例外”的要求。為此，本報邀請專家學者對相關話題進行討論、建議。歡迎浙江本地專家學者向“浙里名家”專欄投書，探討浙江乃至全國的重大熱點話題。

　　2017年1月，車俊省長向浙江省第十二屆人大五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加快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這一新提法和新目標迅即引起省內外熱議。過去四年，浙江省以“四張清單一張網”建設為突破口，開展簡政放權改革，引領全國。如今，浙江省的政府自我改革開啟了新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最多跑一次”的新目標和新要求提出后，一些企業家和社會組織負責人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欣喜。他們說，不期待只跑一次，三次、五次能辦妥事已是皆大歡喜。

　　這些疑慮表明，在過去的一系列改革中，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的獲得感并不充分，即使是浙江的政府改革也還有較長的路要走。未來的改革，需要充分結合中央提出的“放、管、服”三字方針，做細、做足、做好、做對政府改革的四則運算，真正實現政府的自我革命。

　　發揮地方人大作用，深化清單制度改革，做細政府權力的“減法”。

　　浙江省憑借“四張清單一張網”領跑全國，以清單形式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大大超越了過去從原則上界定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方式。然而，我們同時看到，部分地方政府將幾條權力歸并成一條，或是用模糊表述、兜底條款等方式，應付政府“瘦身”的任務；還有一些政府只對事權做減法，那些“含金量高”的權力則仍然把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深化清單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參考生物學中“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方式，統一清單制度中的關鍵詞，明確政府權力的分層、分類標準。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地方人大的職能，根據法律、法規與規章制度，復查、核查轄區內政府的行政管理權力，盡可能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放松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控，建立健全分層次、分類別、立體式的清單體系；被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還可以嘗試以法律形式確定清單，提高清單的有效性和約束力，做足政府權力的“減法”。

　　建立追溯制度，完善信用體系，做足監管責任的“加法”。

　　政府改革需要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同時實現放管結合、使兩者相輔相成。這就突出了監管責任做“加法”的新要求。在過去兩年中，全省各地圍繞商事登記制度、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雙隨機、一公開”等改革，在放寬準入、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做出了諸多嘗試和努力。然而，由于監管改革相對滯后，部門間推諉、扯皮的現象仍較為普遍，許多地方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事中事后“脫管”情況，例如一些市場主體大量注冊空殼公司，隨意申報資本規模，嚴重擾亂市場秩序。

　　因此，下一步的改革應嚴格按照“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以地方立法或者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定責任歸屬，建立追溯制度，同時，健全配套的問責機制，切實做到“誰監管、問責誰”。針對涉及多個部門的市場和社會行為，可以考慮設置監管責任目錄，以百分比形式明確各部門的責任比例。此外，進一步完善信用體系，以“信用浙江”建設為載體，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的基礎上，融入社會組織與公民個人的信用數據，嘗試建立統一、公開的信息平臺，還可考慮推行信用積分、信用分級、黑名單制度等，通過正向激勵和反向懲罰相結合的方式，倒逼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實現行為自律。

　　融合“互聯網+”，創新服務方式，做好客戶體驗的“乘法”。

　　浙江是全國較早開展“互聯網+政務服務”實踐的省份。2014年6月，聯動全省各級地方政府與部門的一站式政務平臺——浙江政務服務網正式上線。該平臺融合行政審批、便民服務、陽光政務、數據開放等四大功能，部分審批和服務實現了“零上門”。然而，時至今日，對于許多可以在線辦理或在線咨詢的事務，不少民眾仍然習慣于“跑”部門。政務服務網的知曉率低、使用率低，表面上看是宣傳力度不到位的問題，而真正的癥結在于政府的互聯網意識和服務意識不足。

　　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各級政府應該主動出擊，重塑互聯網意識，以“互聯網+”作為方法論，創新在線服務方式，鼓勵和帶動市場主體、社會組織與公民個人優先運用互聯網思維，促進“互聯網+政務服務”與“政務服務+互聯網”的良性互動，逐步形成“政務服務先上網”的良好氛圍，讓那些沉睡的“零上門”服務有效地運轉起來，實現客戶體驗的“乘數效應”。

　　突破部門主義，樹立客戶意識，做對市場、社會成本的“除法”。

　　當前，一些干部認為，簡政放權能用的招數基本都用了，權力已經不能再減了，速度已經不能再快了，改革的紅利釋放得比較徹底了。事實上，這些言論多基于部門工作的視角，而恰恰是這種部門主義的邏輯，構成了當下改革的最大瓶頸。正如“木桶效應”所揭示的，許多常見的政務服務項目因其復雜性，常由多個事項組成，但最終決定服務感受的，往往不是大多數做得好的方面，而是令人最不滿意的部分。就某一特定項目來說，即便是所有組成事項都能實現了快速、高效，一旦流通環節停滯了，“最多跑一次”的目標就可能落空。

　　因此，后續改革必須超越部門主義，進一步推進部門聯動，以常見項目為單位，補齊短板，化零為整，實現“場域整合”向“功能整合”重大轉變。具體來說，應該從源頭上重新梳理政務服務，遵循“客戶導向”的邏輯，以市場、社會與公民個人的需要出發，反推其所需的政務服務，整合服務類目，明確牽頭部門。對于確需實際到場辦理的項目，應將其中涉及現場辦理的事項盡可能地集中、前置、歸并，可以考慮建立常見項目一站式服務窗口、綠色通道等，變“民眾跑”為“部門跑”、“數據跑”。同時，在重構政務服務類目以后，逐一進行流程模擬，保證“一次辦結”，做對市場成本與社會成本的“除法”。

　　必須指出的是，效率并非政府追求的最高價值。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的開篇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在實際生活中，效率取向有時候構成與公共利益、公平正義的緊張關系。如何協調效率與公共性的緊張關系?管理學大師赫伯特·西蒙提供了深刻而常常被忽視的解決方案。

　　在西蒙看來，效率準則看重的是備選方案的比較優勢，而不是簡單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換算。追求效率，預先假定了“相關活動都是‘工具性’活動，它們是為產生以某種‘產出’形式出現的正價值而進行的活動”。毫無疑問，人民利益是我們一切追求效率活動的中心，實現公平正義是我們一切追求效率活動的最終取向。

　　相應的，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既要有壯士斷腕之勇氣，也不能忘卻政府存在之初心，我們需要時刻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以高漲的熱情和冷靜的頭腦，探索提升政府效率這一世界性難題的浙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