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十四年抗戰”的重大意義

確立“十四年抗戰”的重大意義

2017年02月06日 08:54:44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張從田

　　在歷史學科中，抗日戰爭史是最受社會廣泛關注的領域之一。近日，教育部要求各級各類教材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并視情修改相關內容。這表明，長期以來認識不盡一致的抗日戰爭的起點問題，終于通過進入教材的形式加以解決，對此絕大多數人舉手贊成。但有些人也許并不完全清楚，確立“十四年抗戰”到底有著什么樣的重要意義呢？

　　一是有利于完整還原抗日戰爭的歷史過程。“十四年抗戰”是指，中國抗日戰爭開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結束于1945年日本簽訂投降書，經過了14年艱難曲折的斗爭歷程。其中，以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為界，前6年是局部抗戰時期，后8年是全國抗戰時期。具體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

　　一方面，局部抗戰與全國抗戰各自具有鮮明的特點。局部抗戰時期，就全國范圍而言，雖然軍事行動主要發生在東北、華北及上海等局部地區，抗戰的規模、范圍、投入都比較有限，它卻與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相互推動、共同發展，并為全國抗戰準備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交特別是人心、人力等方面的條件，對于喚起民族覺醒，發動全國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全國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空前覺醒，舉國團結抗戰的局面業已形成，與日本侵略者不僅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更加激烈的軍事較量，同時也在其他各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抗爭。全國抗戰的范圍之廣、規模之大、投入之多、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14年抗日戰爭是一個連貫的、發展的歷史過程。從日本方面看，自“九一八”事變發動蓄謀已久的、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后，無論日本在侵略的具體目標、政策、步驟和手段上如何變化，但其實現先征服“滿蒙”、再侵占整個中國、進而稱霸世界的大陸政策的戰略企圖始終沒有改變，其侵華戰爭由局部侵略擴大到全面侵略的罪惡步伐始終沒有停止。從中國方面看，自“九一八”事變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戰爭后，無論面臨的形勢多么復雜，遇到的困難多么巨大，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斗爭從未中斷過，中華民族團結覺醒的潮流從未滯緩過。因而，中國抗日戰爭經歷了一個由局部抗戰演變為全國抗戰的歷史過程。局部抗戰是全國抗戰的基礎和準備，全國抗戰是局部抗戰的延伸和擴大，盡管二者不能等量齊觀，卻共同構成一個連續的歷史鏈條。從這個角度說，“十四年抗戰”不僅對8年全國抗戰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而且也肯定了6年局部抗戰的歷史地位，完整還原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真正體現了對歷史的尊重。

　　二是有利于客觀反映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戰爭的基本特點，一是民族解放戰爭，二是人民戰爭。前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力量，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后者要求充分地動員和組織民眾，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戰爭。這既是處于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狀態的中國免遭厄運的客觀要求，也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選擇。掌握國家政權的國民黨集團，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方針，推行對內武力“剿共”、對日妥協甚至“不抵抗”的錯誤政策，既削弱了抗日力量，也給了日本侵略中國以可乘之機。

　　在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代表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首先高舉起武裝抗日的大旗，肩負起民族解放先鋒的歷史重任。中共中央自“九一八”事變后即通電全國，號召廣大民眾迅速行動起來，組織起來，建立反日武裝，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并于1932年4月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名義正式對日宣戰。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影響和領導下，東北地區的愛國軍民沖破國民黨對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縛，相繼興起為數眾多的抗日義勇軍，一度形成抗日斗爭的高潮。義勇軍斗爭受挫后，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成為東北抗日斗爭的主要力量。至1937年秋，東北抗日聯軍共組建成11個軍、3萬余人，活動范圍遍及南滿、東滿、吉東、北滿70余縣的廣大地區。東北抗日聯軍和此前東北抗日義勇軍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游擊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振奮了民族精神，擾亂了日軍進攻中國關內的計劃。繼東北愛國軍民開始抗戰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屢掀高潮，上海軍民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一線和察哈爾、綏遠等地的愛國軍民相繼展開了英勇抗戰，從而使局部抗戰在曲折中不斷向前發展。

　　為了匯聚盡可能多的力量以抗日御侮，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積極倡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在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即發表了愿在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人民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戰，實現對日作戰。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正式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此后，為促使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不斷調整政策，從“抗日反蔣”發展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特別是力促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合作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準備了全民族抗戰的前提條件。中國鄉村建設派領導人梁漱溟評價說：“自日本侵略中國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如果說抗日戰爭的歷史是靠全民族的力量寫就的，是靠中國人民的力量寫就的，那么在局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凝聚全民族的力量，為動員和組織人民的力量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無疑是不可磨滅的。如果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前6年局部抗戰中沒有起主導作用甚至還在一個時期內阻撓抗戰，就否定這6年抗戰的存在，那也是不符合抗日戰爭實際的。所以，以“十四年抗戰”來敘述抗日戰爭的歷史，不僅能夠涵蓋盧溝橋事變之前愛國軍民所進行的抗爭，比如東北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綏遠抗戰以及“一二·九”運動等重要內容，而且能夠更好地反映中國共產黨率先號召并領導廣大人民開展抗日斗爭，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事實，凸顯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是有利于正確認識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意大利、日本和德國法西斯先后粉墨登場，將這些國家推上法西斯侵略擴張的軌道，威脅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日本率先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法西斯戰爭策源地，也是法西斯在全球侵略擴張行動的第一個節點。從那時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國人民的兇惡敵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兇惡敵人。

　　然而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后，不僅在國內受到國民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和“不抵抗”政策的束縛，而且還曾在相當長時期內面臨著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當時，英、法、美等國為了各自利益都極力避免與日本的矛盾激化，對其侵略行徑采取了“中立”“不干涉”的綏靖政策。蘇聯雖在道義上同情中國，譴責日本的侵略，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各大國對日本侵略中國行徑的放任和縱容，客觀上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致使日本肆無忌憚地擴大侵略。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也不斷加強歐洲和亞洲兩個戰爭策源地的戰略配合，加快相互勾結、稱霸世界的步伐。法西斯國家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矛盾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矛盾。

　　歷史把中華民族推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列。中國人民不但肩負起挽救國家危亡、爭取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而且承擔了拯救人類文明、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責任。“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法西斯的猖狂進攻，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打響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盧溝橋事變后，中國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并逐漸發展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至1939年9月戰爭在歐洲爆發時，中國已獨立進行了8年的抗戰；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中國獨立抗戰則已持續了10年之久。在漫長而艱難的抗戰歲月里，中國不僅在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而戰，同時也在為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而戰。

　　歷史表明，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確立“十四年抗戰”，更能完整地審視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密切關聯，更能完整地體現中國人民為奪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正義與進步事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作出的重大貢獻，更能完整地講好“中國抗戰故事”。

　　四是有利于大力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偉大的抗日戰爭孕育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將抗戰精神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抗戰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這是中華兒女在數千年文明發展中形成的深沉社會心理和基本價值追求，也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支撐。但長期以來，由于受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縛，大多數中國人只有血緣親緣認同和鄉土認同，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對國家的責任，現代國家意識淡薄。這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反抗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九一八”事變的隆隆炮聲猶如沉重一擊，此后中國各族各界民眾迅速地覺醒起來，展現出堅持國家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愛國主義意識，逐漸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熱潮，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無法逾越的鋼鐵長城。正如外國人評價的：這是東方睡獅的覺醒。這種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精神，始終激勵著中國人民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戰，并延續整個抗日戰爭的全過程，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

　　偉大的時代傳承光榮的歷史，呼喚偉大的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闊步行進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途上。面對一系列重大挑戰，我們需要深入發掘抗日戰爭留下的寶貴戰略遺產和歷久彌新的歷史啟迪，尤其需要大力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獲取民族復興的強大動力，堅定“四個自信”，激勵海內外中華兒女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從歷史使命和時代方位來看，確立“十四年抗戰”恰逢其時。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