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05月16日 11:34:10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傅 瑩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已圓滿閉幕。論壇的成功舉行，使國際社會更加廣泛地了解了中國的外交理念和訴求，在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必將產生深遠影響。習近平主席在論壇開幕式的主旨演講指出，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這充分表明，“一帶一路”建設是沿線各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探索與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以積極進取的姿態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張和理念，提倡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發表主旨演講時談到，只要我們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就一定能夠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彰顯新型國際秩序的包容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對21世紀世界發展中各種新要素的思考，本著回答“人類向何處去”這一哲學和歷史命題的擔當，從改革和完善國際秩序的角度，針對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發展變遷提出的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總體上保持了和平與發展，其主要保障因素是國際秩序的構建與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挑戰的增多和國際行為體日趨多元化，現行國際秩序無法有效應對各種問題，安全失序和發展失衡的風險越來越大，全球治理呼喚改革與創新。

　　中國所認可的現行國際秩序，是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包括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相關國際機制構成的國際框架。聯合國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主導設計的，體現了民族國家理念和多邊主義的“世界政府”理想，西方發達國家在培育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這個國際秩序是歷史的進步。它把國際關系納入規則框架，尤其是強調對世界的金融、貿易和發展等問題在公認的規則基礎上進行治理。

　　然而，這個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秩序并非西方集團所推崇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國贏得冷戰勝利后，從西方集團的領導者轉身，自詡為世界的領導者。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是西方秩序的延伸，雖然它與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秩序有重疊，但也有明顯不同：它在安全上以軍事同盟體系為支柱，將軍事同盟體系成員的安全利益凌駕于非同盟國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則謀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價值模式改造非西方成員。在這種宗教般的“使命感”推動下，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在處理地區熱點問題時一次又一次犯下錯誤，所引起的動蕩貽害多方。美國對聯合國也是可用則用，不可用則棄置一邊。

　　中國是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中國接受了發達國家倡導的經濟全球化并投入其中，也就基本接受了傳統的世界貿易和金融規則，并通過自身努力克服各種困難，不斷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但中國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國軍事同盟體系的排斥，在價值觀念上被視為“異類”，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對中國并不包容。對于西方國家所推動的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中國保持了警惕和防范，努力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穩定。近些年，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具備影響和推動現行秩序規則變革的能力，開始關注全球均衡發展等問題，關注國際社會對改革和完善國際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國家因此把中國看作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者。

　　國際秩序的演進總是起伏不斷的，好的國際秩序應能包容所有成員方的利益。目前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秩序雖然在效率和執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類公平理想的國際框架。同時，這一國際秩序必須進行自我完善，需要激發其改革的內生動力。中國并不想在現行國際秩序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個共同的“世界屋頂”，這個“世界屋頂”足夠寬廣，尊重多樣性，包容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水平國家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觀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對這種包容性的最佳詮釋。對現行國際秩序的完善和發展，需要既有沿襲也有創新、既有建構也有解構。我們要不斷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注入具有感召力和可操作性的內涵，使之切實成為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促進國際社會以發展和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戰、處理危機、解決問題，科學建構新型國際秩序。

以對話協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決安全難題

　　合作安全植根于中國傳統戰略安全文化，其本質是非擴張和求穩定、基于道德和道義的政治理念，例如心懷天下、崇尚和平、注重防御、文武并用、先禮后兵等觀念。現代中國外交講究守護根本利益，以對話協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決安全難題，主張即便戰爭不可避免也要有充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

　　合作安全更是對日趨復雜的國際安全環境的回應。當前，人類已進入一個安全挑戰空前多元化的時代。隨著文明的進步、利益的交融和多邊安全機制的發展，傳統意義上的大國爭斗、集團對抗受到制約，爆發大規模地區戰爭的風險總體可控。能改變各國戰略安全議程并考驗國際治理機制的，是恐怖主義與極端勢力的跨境挑戰和網絡安全這樣的新型挑戰。當人類面臨的安全挑戰突破主權邊界、以非傳統方式在全球范圍擴散時，任何一國無論實力多么強大都難以獨自應對。因此，必須打破傳統安全意識的樊籬，突破冷戰零和思維的束縛，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

　　合作安全是相對于美國領導下的軍事同盟體系所信奉的集體安全觀念而言的。集體安全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興盛起來的，有效地維系了集團成員的安全與防務。但美國領導的同盟協作模式本質上基于零和思維，它無限擴大成員國的安全，擠壓非成員國的安全，追求自己的絕對安全，不惜削弱甚至剝奪對手乃至別國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帶來人類社會的普遍安全。這種安全模式的另一個弊端是，它以同盟協約的形式存在，事實上把一國的安全利益和對外戰略與另一國的安全利益和對外戰略進行綁定，雙方的決策空間都會受到限制。合作安全觀念超越集體安全觀念，擺脫了傳統意義上的敵我友劃線，站在維護全人類共同安全利益的高度，其歷史進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發展是安全的必要條件。很難想象，一個極度貧困落后、內部發展失衡的國家和地區可以實現長治久安。人類歷史上不勝枚舉的教訓告訴我們，發展的失衡正是各種極端思潮冒頭的土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鼓勵全球和區域合作向發展中國家傾斜，最大限度解決南北之間和地區內部發展失衡的問題，為世界經濟全面可持續增長提供新動力。

　　亞歐大陸的中心和南部邊緣地帶曾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現在多淪為不發達和欠發達地帶，構成亞歐發展的“洼地”。多年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等對這里的發展給予了關注，但這些機構提供援助的政治門檻高、審批效率低、到位資金有限。2013年，習近平同志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以周邊為首要方向，著力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亞歐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的新型公共產品。習近平同志2016年8月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他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進一步強調，中國將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不斷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持續發展，為“一帶一路”注入強大動力，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支持沿線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滿足各國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必然能激活沿線國家的增長潛能，這無疑有利于穩定世界經濟局勢、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美國咨詢公司麥肯錫估計：到205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望達到80%以上。說一千道一萬，中國就是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使各方共同努力把亞歐非大陸的發展“洼地”填起來，開創一個各國共同發展繁榮的新時代。

在政治包容的基礎上促進不同制度模式交流互鑒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政治包容。世界上的國家林林總總，不同國家和民族在探索形成更好社會制度和文明范式的道路上都在進行自己的嘗試，沒有哪一種道路或模式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要義就在于“百舸爭流”，允許各國以不同方式和路徑邁向文明民主繁榮的共同目標。

　　不同制度模式的國家相處，必須相互尊重，在此基礎上才能開誠布公地交流互鑒、取長補短，共同支撐起人類文明的大廈。為確立符合自身國情的制度，中國自近代以來一直在積極學習借鑒、反復試驗實踐，經歷過許多挫折，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是，敢于學習，也敢于堅持自我。舉一個與我在全國人大工作直接相關的例子：2017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國的司法制度建設自此進入民法典時代。民法典是實行大陸法系國家司法制度成熟的重要標志。而中國的民法典編纂工作一路走來，歷經坎坷，參考借鑒了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的民法典制定，同時深深植根于中國的國情，植根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實踐和人民的利益訴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制定，是一個集百家之長、吸納人類文明進步成果并將中國特有的時代精神融匯于其中的過程。可見，中國從來沒有停止對人類文明先進成果的借鑒，改革開放以來更是在不斷學習中完善發展道路。中國已經找到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并將不斷用自己的實踐點亮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之路的火炬。

　　（作者為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