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政治生活”源流考析

“黨內政治生活”源流考析

2017年03月30日 13:08:31 瀏覽量: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馮雪利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親自起草會議決議，從“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等方面，批評和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紅四軍黨內各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第一次提出“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論斷，開啟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新思路。同時，強調黨要“理論聯系實際，實行馬克思主義”，要注重調查研究；要善于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鑒于當時黨內的狀況，毛澤東著重強調政黨的政治性，實現了由“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向“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重要轉變。“政治化”強調堅持黨的主張和原則，強調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強調堅持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保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科學化。在當時條件下，初步回答了黨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條件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問題，成為我們黨積極開展思想斗爭、嚴格黨內政治生活并取得成效的重要開端。之后，雖然沒有提出“黨內政治生活”這一概念，但“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相關概念一直沿用，并且在長期革命實踐探索中，黨內生活的政治性一直被強調。

　　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抵制了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第一次獨立自主解決自己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出現新局面，成為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次生動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內涵不斷豐富。六屆六中全會重申黨的紀律，提煉出“四個服從”，用嚴格的紀律規范黨內生活；特別是延安整風成為黨的歷史上最為全面、最為集中的黨內政治生活實踐。經過延安整風，黨徹底排除了錯誤路線的干擾，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黨的七大黨章闡釋了“民主集中制”的深刻內涵，第一次規定了黨員的各項權利和義務，把黨的政治紀律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解放戰爭時期，為克服長期游擊戰爭形成的黨內錯誤習慣，我們黨陸續制定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關于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規范黨內政治生活。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黨的工作重心即將由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生產建設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并提出“六條規定”，預防黨和軍隊腐敗。經過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探索實踐，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初步形成。

　　十一屆五中全會提出“黨內政治生活”這一概念，是把黨內生活重新納入正規的重大舉措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以及黨的自身狀況，黨開始探索如何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問題。1951年我們黨開始在全國開展整黨運動，重申黨綱黨章對黨內生活的規范，這純潔了黨的組織，增強了黨的戰斗力。

　　1956年黨的八大突出強調黨內斗爭應當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原則，對黨內政治生活作了進一步規范。1957年毛澤東同志提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但在指導思想發生“左”傾錯誤的情況下，黨內政治生活出現不正常現象，最終導致發生“文革”的嚴重后果，多年探索形成的黨內政治生活規范遭到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