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真正關心了那些被名校“淘汰”的學生？

有誰真正關心了那些被名校“淘汰”的學生？

2016年11月11日 20:30:56 瀏覽量: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作者:中國教育新聞網

　　摘要

　　北京家長比較孩子的成績，有“分子分母”之說。如果孩子在班上成績拔尖，那就是“分子”;如果成績不出眾，則是“分母”。“分子比分母”就是升學率。如果說“分子”意味著成功，那這些“分母”就是代價。

　　每年，北京都有很多家長努力付出，就為了讓孩子上一所心目中的好學校。在我的身邊，有把郊區的3居室賣了，在城區名校旁邊買一個已建成30年的一居室的;有給孩子報了5個以上課外輔導班的;還有帶著孩子經常參加各種比賽的……很少有家長意識到，也許這些努力正在傷害孩子。

　　每一對父母都想給孩子選一所好學校，但什么樣的學校是好學校?升學率排名高的學校就是好學校?出過狀元的學校就是好學校?看著孩子們那一張張天真活潑的臉，誰能說他們只有一個未來?

　　兒子帶血的拳頭從鏡子上拿開的那一幕，在李玉梅(化名)的心里來回閃。“那會兒我真的慌了，腦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今天，回憶去年暑假的那一個上午，她依然心有余悸。就是在去積水潭醫院的路上，一家人都覺得，這樣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3年前，兒子小升初，李玉梅和丈夫沒多想，給兒子選了一所夠得著的最好的學校。這所學校教師備課跟京城一所著名牛校同步，考試用的試卷也是一樣。沒想到，這個最佳選擇卻成了兒子的噩夢。

　　淘汰

　　其實，兒子在學校的掙扎從初一下學期就已經開始。學校使用牛校的試卷，全班各科考試平均分常常在50多分。兒子基礎稍差，不會的題目更多，成績漸漸變成班級倒數，課堂上聽不懂的內容也越來越多。

　　跟成績一起下滑的是在班級里的地位。老師們漸漸不再愿意在這個“差生”身上投入精力，愿意跟這個“差生”一起玩的同學也越來越少。

　　原本陽光的孩子變得沉默，“那段時間，每天早上去上學，他總是弓著身子背書包，那樣子就像個僵尸”。兒子慢慢不想上學，往墻上扔東西。小鐵棍、鉗子、扳手……兒子房間的一面墻上被砸得傷痕累累。

　　李玉梅給兒子輔導，去學校跟老師溝通，去兒子班上聽課，甚至給兒子找來了心理醫生……但都收效甚微。

　　“媽媽，沒有用。”兒子對她說。絕望的語氣幾乎讓李玉梅窒息。

　　初二結束后的暑假，那一天上午，兒子躲進了衛生間。不知道待了多久，突然，一拳把鏡子里的自己打得粉碎。

　　“那個暑假我們沒干別的，就是給他辦轉學，最后去了地大附中。”李玉梅說。

　　“很少有人關注那些被名校‘淘汰’的學生，但這樣的學生我們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中國地質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王玉萍說，“從名校轉學的學生只是極少數，更多的學生會選擇留在原來的學校，哪怕他們跟不上。”

　　去年高考的統計數據，印證了王玉萍的判斷。以海淀區一所名校為例，這所學校生源排名在全區2500名之前，最終高考的一本率卻低于90%。也就是說，超過10%的學生，進入這所名校3年之后，成績在全區排名落到了7000名之后。

　　“這不是個例。”王玉萍說，“如果用學生入學成績和升學成績的變化做標準，各個學校的情況可能會顛覆很多人的認知。”

　　從2008年到2012年，王玉萍每年都會做海淀區全區中學的增值評價。考試成績這一項，各校學生入學時的全區排名和畢業時的全區排名比較，得出的結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有的傳統名校，20%至30%的學生入學以后，成績沒有得到提升，反而下降了。

　　“這項統計我只能做到2012年，之后的數據就不公布了，也沒有人關注這部分數據，大家更喜歡追狀元。”王玉萍說著站起身，從辦公桌上的一堆報刊里取出一份北京出版的教育報，“教委一直說不讓炒狀元，你看看，教委主管的報紙上，花了兩個整版，專門介紹了各個區的‘中考最高分’。”

　　排名

　　“為什么連我都會覺得排名在前面的學校就是好學校?為什么我在做決定的時候幾乎想都沒想?”在一所中學做教師的李玉梅，每每想到這些，對兒子的愧疚感便越發沉重。

　　2006年5月30日，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一個IP(互聯網協議)地址為“gil_婷”的網民在百度“知道”上發布了一個問題:“請問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哪個比較好啊?”

　　10年過去了，這個帖子沒有沉下去。相反，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遍布北京每個家長社區，甚至出現在“北京國安吧”里。而在一些門戶網站的教育頻道，這個問題更是每年都會被拿出來問一遍。

　　“關鍵不是答案，而是這個問題本身。”北京四中璞瑅學校副校長徐加勝說，“在我們看來，這種比較本身就是對教育的傷害，它把評價學校的標準單一化，不可避免會指向考試成績，而構成一所學校教育底蘊的理念、文化、傳統、特色等要素，在這種比較中就都被忽略了。”

　　眾多家長對兩所名校之間比較的圍觀，漸漸演變為對各個學校的大規模比較。“這所學校和那所學校哪個更好”已經成為各大家長網絡社區里的經典句式，而這樣的比較帖，點擊率常常過千。

　　大規模的學校比較，最終不可避免地演變成學校之間的排名。現在，打開北京每一個家長網絡社區，在顯眼的位置總能找到各種學校排名。雖然，這些排名表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名的來源，但只要這樣的學校排名在網上貼出來，瀏覽量總是數以萬計。

　　今年4月，中高考之前，北京最大的家長網絡社區推出了2016版全市中學排名。排名標準很簡單，就是高考升學率。在這份排名表上，全市中學被分成“五流”。其中，五流中學的標準是高考無緣一本線、二本線，進入三本線也屬極端奢望;一流中學的標準則是一本率保持在90%以上，高考600分以上學生非常多，大量學生考入世界知名大學，并且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統考錄取的北京生源九成來自這些學校。

　　“單純用考試成績給一所學校排名是很不公平的，更不公平的是單純用高分段學生的成績給學校排名。”徐加勝說，“在世界范圍內，教育評價都是一個難題，但在中國的公共傳播領域，對學校的評價標準卻簡單得可怕。”

　　“在這種排名體系下，對一所學校來說，要得到社會的認可，最現實的選擇是什么?當然是全力做好高分段。”徐加勝說。

　　“當大家都這么去做的時候，一個淘汰體系就形成了。為了做大高分段，好學校必須盡可能招攬好生源。于是，學生必須成為好生源，才能進入好學校。于是，集中了好生源的學校變得更好，失去了好生源的學校，變得更差;于是，大家更想去好學校，更不愿意去差學校;于是，好學校更加努力競爭好生源……于是，‘好生源’就成了好學校的標準。”徐加勝說，“不要去怪那些跟培訓機構合作的學校，不要去怪那些半夜給高分考生打電話的校長，在這種評價標準下，這些學校的做法才是理性的選擇。”

　　而這種排名在學生進入學校后并不會停止。社會以考試成績給學校排名，學校就會以考試成績給學生排名。李玉梅的兒子進入初中后，從初一到初二，學校幾乎每周都會組織測驗，并公布排名。

　　孩子的自信，就是在這種排名體系里，一點一點垮掉了。

　　秘考

　　當初為了進那所排名靠前的學校，李玉梅特地給兒子報了“坑班”。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每個周六周日，家里人都要輪班帶兒子在培訓學校的培訓班和“坑班”之間往返。“現在想想，挺可笑的。”李玉梅說。

　　《義務教育法》規定，我國義務教育入學遵循“免試、就近”的原則。近年來，北京市教委多次出臺意見，嚴禁各學校舉辦與招生掛鉤的培訓班。2014年5月，北京市教委出臺《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中嚴明紀律的若干規定》，2016年2月北京市教委再次發布通知，詳細列舉了公辦學校10種必須嚴格禁止的招生行為，包括提前招生、點招學生、變更計劃招生和采取考試方式選拔學生，舉辦或參與舉辦各種培訓班選拔生源等。

　　然而，以考試成績為唯一評價標準的排名方式早已決定，只有考試才能判斷什么樣的學生是好生源。

　　“咬定‘十一’不放松，立根原在小學中。千考萬練還堅勁，任爾推優派位風。”在家長網絡社區里，這篇署名為“richald”的帖子得到了不少家長的共鳴。

　　這兩年，盡管北京市教委制定的政策規定越來越細，追責的標準也越來越嚴。培訓考試在高壓之下并沒有消失，只是變得更加隱蔽。

　　一名版主在帖子里跟家長們分享經驗:“接下來就是固定上演的戲碼，JW又開始對培訓班新一輪的撲殺，所以舉行考試都會特別隱蔽。有個家長跟我說了個比較極端的方法，就是每次上課都帶著孩子在門口等一下，如果看任課老師來了，那肯定是上課不考試，馬上就帶孩子去別地上課。反之，就趕緊放進去考試。”

　　“JW”指的是教委，像這樣用代號來表示一些關鍵詞，在各個家長網絡社區里很普遍。例如北大附中取諧音被稱為“白大夫”，“DZ”的意思就是“點招”。

　　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李月(化名)，女兒今年小升初，但她在網絡社區里已經泡了6年。“新手家長光那些代號就得學習一兩個月。”李月說，“尤其是教委撲殺風聲緊的時候，一些關鍵的坑班，代號還會變的。”

　　最多的時候，李月的手機上同時掛著十幾個QQ群:“都是各個坑班的家長交流群。一點兒消息都不能錯過，一些時間節點錯過了就趕不上了。”

　　過去一年，李月一家沒有一起休過一個周末。最緊張那段時間，李月帶著女兒一天要趕場4個不同的培訓班。

　　最終，李月如愿把女兒送進了心目中的名校。得到錄取確認的第二天，她就把所有QQ群都退了。“再也不受這份罪了。”她說。

　　轉學

　　學校里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事，被冷水淋了一頭的兩個老師氣壞了，沖到樓上找初三年級組長，初三年級組長又挨班查，很快就查到了這個“肇事者”。

　　班主任王慶紅就這么體會到了這個孩子的特殊。“那天，我趕到辦公室的時候，他已經被幾個老師嚴肅批評了。”王慶紅說，“他好像被自己的行為給嚇壞了，站在那里你說什么他都說好。”

　　“我就想不能一下子給他那么大的壓力，還是要往回拽一拽。”王慶紅對男孩說，做這樣的事情，你也不是唯一一個。但學校有規范，這樣大家才能在一起學習。

　　“我能感覺到當時他有一點詫異，從那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就有了一點信任。”王慶紅說。

　　然而，沒過多久，新狀況接踵而至。那天班里上物理課，王慶紅習慣性地去班級巡視，卻意外看見了震驚的一幕。“那孩子，1米8的大個，臉漲得通紅，雙手攥著拳頭，盯著老師，想說話又說不出來的樣子。”

　　“我趕緊沖進去把他領出來。”王慶紅說，“等他情緒平息下來后一問，其實也沒有什么大事，但他在課上遇到困難就會突然發脾氣，這樣的事情后來又發生過幾回。”

　　王慶紅增加了對這個孩子的關注，經常找他聊天，有時候一天會聊幾次。

　　“我感覺這個孩子還是有責任心的。”王慶紅說，“他剛來的時候，右手有傷，班級值日，我安排他擦黑板。他一只手洗抹布，每節課后都把黑板擦得很干凈。”

　　王慶紅在班里專門表揚了這件事。“那孩子特別高興，從那以后，他每節課看自己擦得干干凈凈的黑板，注意力更集中了。”

　　“做作業是這個孩子的痛點。在原來的學校，初二各科作業他都落下了很多，聽他媽媽說，每一科都有二十多次作業沒做。”

　　“前兩個月，這孩子不能寫字。后來，他開始寫作業，只要寫了，能認得出來，我就表揚他。各科老師只要提到他有什么最近做得不錯，我就轉達給他媽媽。”王慶紅說，“我跟他媽媽說，你要表現得稍微夸張點兒。”

　　“像這個男孩這樣有些特殊的孩子，班里還有幾個。隔一兩周，年級組都要把這幾個學生一段時間的情況匯總一次。由年級組長主持，各科老師把了解的這幾個孩子情況都說一說。一般大家聽了以后，就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了。”王慶紅說。

　　初三上學期末，快過元旦的時候，男孩給每科老師都送了卡片和巧克力。給王慶紅，額外多了一瓶干果。“那時候，他看你的眼神已經很親昵了，我能看出來，里面有信任，有服氣，也有感激。”王慶紅說。

　　之后又有一次聊天，王慶紅假裝跟他了解班級里的情況。“他跟我說，沒有，老師，我們班絕對沒有!”王慶紅說，“你聽這話，他都會維護同學了。”

　　畢業

　　今年中考，這個男孩以年級前10名的成績順利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畢業后，他跟王慶紅比在學校的時候更親近。

　　這個暑假，有一天上午，臨出門的時候，兒子對李玉梅說了一句話:“媽，我房間里那面墻太難看了，幫我刷了吧。”

　　“我心里當時咯噔了一下。”李玉梅說，“兒子，回來了!”

　　采訪手記

　　在中國教育報當記者時間長了，來咨詢學校情況的朋友就多了。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這個學校和那個學校比哪個更好”。

　　這個問題常常讓我為難。學校的情況，我或許知道得多一些，但孩子是什么樣，來問的朋友常常忘了說。這種感覺就像托媒人給找對象，只說您給介紹一個好的。什么是好的?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還牽涉到動輒百萬元的家庭購房計劃，就更不好回答了。

　　北京家長比較孩子的成績，有“分子分母”之說。如果孩子在班上成績拔尖，那就是“分子”;如果成績不出眾，則是“分母”。“分子比分母”就是升學率。

　　在與地大附中王玉萍校長的閑聊中，學校去年轉學來的這個特別的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意識到，這是聚光燈外沉默的“分母”中的一員，是被狀元熱轉移了的公眾注意力極少關注的一個巨大群體中的一員。

　　如果說“分子”意味著成功，那這些“分母”就是代價。大多數“分母”的家長是不愿意訴說的。然而轉學前后，兒子身上鮮明的變化，讓李玉梅有了不吐不快的愿望。在我承諾保護孩子隱私、不透露孩子姓名班級的前提下，李玉梅接受了我的采訪。

　　通過前后3次采訪，我慢慢勾勒出了這個教師家庭為了能讓孩子上好學校而付出的努力，以及這些努力給孩子帶來的傷害。

　　其實，李玉梅還給我講了身邊另外兩個孩子類似的經歷。其中一個孩子由于在分校成績突出，獲得了到總校跨校游學的機會，卻因為不適應總校的教育而在高考中名落孫山。

　　每年，北京都有很多家長努力付出，就為了讓孩子上一所心目中的好學校。在我的身邊，有把郊區的3居室賣了，在城區名校旁邊買一個已建成30年的一居室的;有給孩子報了5個以上課外輔導班的;還有帶著孩子經常參加各種比賽的……很少有家長意識到，也許這些努力正在傷害孩子。

　　感謝堅持教育本真的教育工作者，讓這個男孩有了讓人欣慰的轉變。雖然，面對持續高燒的排名熱、狀元熱，這種堅持顯得有些落寞，但只要走進這樣的學校，走近這些可愛的教師，你就一定能被他們內心的熾熱溫暖。

　　每一對父母都想給孩子選一所好學校，但什么樣的學校是好學校?升學率排名高的學校就是好學校?出過狀元的學校就是好學校?看著孩子們那一張張天真活潑的臉，誰能說他們只有一個未來?

　　美其美，美美與共。適合孩子的學校，才是好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