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楊照：我極度反對用現代的眼光去讀經典

臺灣作家楊照：我極度反對用現代的眼光去讀經典

2016年11月26日 13:46:07 瀏覽量: 來源:鳳凰網 作者:

　　臺灣戰后“最后的‘貧窮一代’”受到美國強烈的影響

　　燕舞:您青少年時期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楊照:我是在臺北的集貿市場——“晴光市場”里面長大的，這在《迷路的世界》和新版《尋路青春》里面有寫到一些。現在有很多日本觀光客會去看臺灣的集貿市場，大陸朋友去得比較少，“晴光市場”即使在臺北也是很特別的地方，它處于老市區，有非常深厚的日本街區的那種感覺。“晴光市場”很靠近圓山，圓山一度是美軍顧問團所在地，我家那條街叫“雙城街”，我們住在那里時，它是附近最重要的一條酒吧街，服務的都是美軍。我是在一個相對復雜、多元的環境中長大的。

　　我家里人是做生意的，媽媽開服裝店，她有手藝，做的那種針織禮服基本上不是賣給一般人家的，太昂貴了，基本上付得起錢買的都是吧女，她們大多會勾著一個來臺灣度假的美軍來我家的店里，美軍都是掏美金付錢的。在我上小學時，我們家在附近是很有名的。

　　我父母都是花蓮人，其實，我后來走的路跟家世背景是有一定距離的。上臺大以后，有同學或朋友因為我從小讀了那么多書，以為我們家是書香門第，那都是誤會，我后來這條路完全是自己個人摸索出來的。

　　我們集市旁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本省幫派“牛埔幫”，學校里有不少小流氓，經常打架。我初一初二時其實不太念書，有一段時間幾乎被放棄，被認為到了初三就成了“放牛班”——不會繼續升學。快要升初三時，由于真的受不了因為成績不好而在學校里被人家瞧不起的那種感覺，從初二最后幾個月開始，我就決定拼命讀書。好在我養成了大量看書的習慣，看書很快。我最幸運的地方，一是我父親在那個我最糟糕的時候，從來沒有驚慌過，從來沒有罵我——以我的個性，如果他當時逼我，我一定走到相反的路上去;有時候，我媽很急，她就會說，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想清楚你將來要什么，大人怎么強迫你都沒有用。后來，我是完全自己想通了，覺得考試也沒有那么難，我為什么要因為考不好而被人家瞧不起?就這樣，一上初三，我的成績很快就跟上了。

　　燕舞:隨筆集《迷路的詩》中《一九八零備忘錄》這一篇很吸引我，除了一個青澀少年對“救國團”大姐姐“M”的暗戀外，您和這位老師交流特呂弗導演《綠屋》的觀后感，還和女同學“Z”談論薩特的逝世……閱讀(視聽)范圍如此之廣，著實讓我震驚，這即使在“建國高級中學”和“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北一女”)這樣的重點高中，恐怕也屬于博覽群書的特例吧?2013年春，我采訪彼時剛剛出任香港《號外》雜志主編的張鐵志時，這位您當年《新新聞》周報的同事、“建國高級中學”的學弟也說，錢永祥和您這樣的校刊社《建中青年》的前輩學長“高中都讀了很多書”、“是重度文藝青年”。

　　楊照:錢永祥大我14歲，他是1965年入建中、1968年到臺大，比我早很多。我們當時在建中的校刊叫《建中青年》，“建青社”一直到今天都在，不過不是我們當年的樣子了。

　　鐵志跟我差了9歲，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確變得不太一樣了。我算是我這個時代的最后一批親歷者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特色有兩點:一是，我們是臺灣戰后“最后的‘貧窮一代’”，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個人家境如何是一回事。整體上，我們從很小就感覺到，自己活在一個貧乏的社會里，于是，有一種強烈的饑渴。有時候去看電影，進電影院時我總有一種現在年輕人無法想象的心情，總擔心這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機會。我們這代人會一直有一種匱乏感，就是我們不是那么豐富、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們會想辦法，一直不斷地去找資源。我們還算是幸運的，你們大陸也有跟我同輩的朋友，也有那種饑渴的感覺，你們是到了1980年代才有了這種“大補課”的感覺。

　　我這一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另外一大特點是，我們的成長背景受到美國強烈的影響，那個年代整個臺灣的政治和外部環境畢竟受到美國的籠罩性影響，國民黨再怎么想控制，也控制不了美國文化的進入。我們建國中學隔一條街，就是“美國駐臺北新聞處”，有一個圖書館在那兒，是開架閱覽的，只要辦一個很簡單的證件就可以進去，但它的書基本上不能借出來。那個圖書館有冷氣，而學校的圖書館沒有，所以后者我都沒有進去過。我們那個時代的臺灣還比較封閉，大部分同學不敢進“美新處”這個圖書館，覺得是個很可怕的機構，我從小就膽子大，發現進去也沒人趕我出來，于是就很喜歡去。“美新處”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有美國人，也有本地人，其實那里的中文書不多，多的還是英文書，這些英文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美國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的國家。圖書館一進門這邊是中文書，是整套的香港《今日世界》雜志跟同名翻譯叢書，當年這份香港雜志在臺灣的影響也很大，尤其是對比我年紀再大一點的人，它同時出版了一系列叢書，像張愛玲翻譯的《老人與海》，還有如霍桑、海明威等很多美國作家的經典小說;圖書館進門另一邊，就是關于美國立國精神的相關文獻。我最早接觸《美國憲法》和《聯邦論》就是在這里，他們會擺出好幾種不同語種的版本。我最早看《聯邦論》，由于英文不夠好，看到不懂的地方還是去拿日文版對照閱讀。因為我爸我媽小的時候都學日文，我媽媽小時候是在非常富庶的家庭里長大的，她的日語非常好，所以我到了高中時閱讀日文其實沒有太大的障礙。在我們那條街上或者“晴光市場”里聽到日語，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像張大春他們這種外省人家庭的話，大概沒有什么太多的與日語相關的記憶。

　　“美新處”還有一個展覽的地方。這對現在的很多人而言也是不可思議的，像林懷民1973年從紐約學成回到臺灣，他創立“云門舞集”的第一次演出就是在“美新處”的一個展覽空間里，臺灣現代美術的一些重要畫家如夏陽他們也都在那里辦過展覽。

　　燕舞:其他臺灣作家、藝術家或學者關于“美新處”的回憶也不少吧?

　　楊照:基本上，幾乎所有1960年代、1970年代在臺灣長大的文化人大概都深受“美新處”影響。比如，你只要看舒國治講電影，講他1983年至1990年到美國游學之前的經歷，就會講到“美新處”的影響。在1970年代末期，舒國治跟另外一個攝影家好像是阮義忠還是誰合作，出過一個周歷——一年52個禮拜，對應52張照片，每張照片的配圖文字全部是舒國治寫的，他寫到的人全部都是西方的創作者，有畫家、作家、電影創作者等，這些人就構成了我們那個時代的精神養分，那個時代的氣氛就是這樣。另外，像林懷民老師，現在大陸讀者知道他比較多的一個身份是舞蹈家，其實，他也是非常早熟的小說家，22歲時就出版過一本小說《蟬》，里面就是講那個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怎么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

　　我1978年到1981年上建國中學，1981年至1985年在臺大，臺大畢業后當兵兩年再去的美國，從高中一直到上臺大，“美新處”的圖書館我都去的。前面講到，進到“美新處”圖書館，最醒目的是，一整面墻都是香港《今日世界》叢書系列里的翻譯作品，像張大春家里迄今還有一大疊《今日世界》，現在到任何舊書攤，只要看到《今日世界》的過刊或叢書譯本，他一定想辦法買，因為這涉及的都是少年時代的重要回憶。我們那個年代，學英文這件事情太重要了，跟現在的孩子學英文的意義真的不一樣——那展現的就是我們的世界，英語讓我們能夠離開臺灣，或者是雖然人在臺灣，但可以感覺到我們跟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關聯是存在的。你看我這幾個重要的朋友，像張大春念中文系的，他沒有到美國留學過;唐諾念歷史系的，也沒有到美國留學過;再比如詹宏志，去紐約工作是加盟《中國時報》以后。但是，他們當年在臺灣都讀了很多英文書。

　　唐諾是我最早在建中時就認識的，那時他跟朱西寧老師和朱天心、朱天文姐妹她們開始辦《三三集刊》。我初中就開始看這本文學雜志，它有一種很奇特的氣氛，他們編輯部一直鼓勵年輕人跟他們接觸，所以我念完初三快要升高中時就投稿給《三三集刊》，記得那時候朱天文回了一封信給我。上了高中之后，剛好那段時間他們有往高中“串聯”，有一個叫做“小三三”的非常松散的團體，剛好我在學校社團里面碰到參加“小三三”的學長，他們就把我帶到朱老師家，所以我高一時就認識了大二的唐諾。認識張大春就比較晚了，要到我當兵的時候，因為當時張大春出版了《時間軸》，我最早寫了書評，才開始聯系和認識。回頭一算，這也快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