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始知翻譯難

百年始知翻譯難

2016年12月20日 15:06:07 瀏覽量: 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 作者:唐山

　　《蒙田隨筆全集》《青春咖啡館》《論美國的民主》《第二性》《加繆文集》《兒童的世紀(jì)》……這一系列偉大著作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曾獲得傅雷翻譯獎。今年傅雷翻譯獎授予了金桔芳翻譯的《刺槐樹》(文學(xué)類獎)和周佩瓊翻譯的《在西伯利亞森林中》(新人獎)，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科類獎首次空缺(八屆來唯一一次)。

　　在中國，傅雷翻譯獎無疑是公眾影響力最巨的翻譯獎。從歷史看，它沒有韓素音青年翻譯獎那么長(自1989年開始設(shè)立);從國際地位看，它不如北極光翻譯獎那么權(quán)威(國際譯聯(lián)設(shè)立，每3年授予一人，2014年許淵沖先生獲獎，為亞洲第一人)。

　　傅雷翻譯獎受關(guān)注，一方面，中國尚無國家翻譯獎，目前翻譯行業(yè)最高獎為中國翻譯事業(yè)杰出貢獻獎，近于終身成就獎，而作品獎似乎更契合時代需要，傅雷翻譯獎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國家翻譯獎的空位;另一方面，近代以來，法國文化對中國影響巨大，幾代中國知識人從法譯中找到了變革的激情，當(dāng)理想與傳統(tǒng)崩潰時，來自法國的寫作曾為他們建構(gòu)起一片心靈家園。

　　據(jù)《漢譯法國社會科學(xué)與人文科學(xué)圖書目錄》，截至1993年3月，僅翻譯成中文的文學(xué)作品就多達1800多種(含復(fù)譯)。

　　從文獻看，中法文化交往可追溯到近700年前，1331年，教皇約翰廿二世任命巴黎大學(xué)教授尼古拉為第二任汗巴利克(又稱汗八里)大主教。所謂汗巴利克，即元大都北京，尼古拉除承擔(dān)宗教使命外，另有秘密使命，即考察火藥在戰(zhàn)爭中的應(yīng)用。但1368年，元朝即告滅亡，尼古拉究竟做過什么、結(jié)果如何，史無記載。

　　明代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首次展示了世界地圖(即《萬國輿圖》)，1854年，利瑪竇還繪制、出版了《山海輿地全圖》。該圖有簡要說明，介紹了歐洲30多個國家，其中就有“拂郎察”，明代一般稱法國為佛郎機，但有時也將歐洲人都稱呼佛郎機，認為它“近滿刺加(今馬六甲)”。

　　清代初期，法王路易十四親政后(1661年)，企圖擺脫羅馬教廷，便資助傳教士來華。第一批來華的傳教士為洪若翰、張誠、白晉等5人，他們于1690年抵達北京。張誠后來參與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翻譯工作，俄方曾試圖收買張誠，張誠雖予以拒絕，但有學(xué)者認為，張誠在實際工作中確曾偏袒俄方。

　　18世紀(jì)，法國掀起了中國文化熱，中國音樂、戲劇、哲學(xué)被大量譯介到法國，伏爾泰稱中國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的《風(fēng)俗論》以中國為起，以中國為結(jié)。伏爾泰學(xué)習(xí)過宋明理學(xué)，他在法國邊境隱居時，屋中掛著孔子像。伏爾泰認為古代中國是賢明政治，并稱贊中國制度為“開明專制”，認為其優(yōu)勢在于能維持秩序、醇化風(fēng)俗和培養(yǎng)美德，而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

　　伏爾泰已意識到當(dāng)時中國科學(xué)落后于西方，但他卻認為中國“精神上的科學(xué)”遠遠領(lǐng)先于西方。

　　另一位啟蒙主義巨匠孟德斯鳩則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提出截然相反的觀點，稱:“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的。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專制精神也許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好相反?！碑?dāng)時歐洲出版的圖書中，86%是法文，孟德斯鳩的觀點很快傳向全歐洲。

　　不論是伏爾泰還是孟德斯鳩，他們都沒有來過中國，參考的是一些西方傳教士的記述。這些記述前后矛盾、比較粗略，難免讓人產(chǎn)生誤會。

　　通過與東方文明參照與批判，啟蒙主義得以生長，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啟蒙思想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海洋啟蒙思想截然不同，前者以傳統(tǒng)為資源，卻超脫于傳統(tǒng)思想的框架，給人豁然開朗之感。

　　這種豁然開朗帶有雙重性:其一是無需任何實踐，只通過頭腦風(fēng)暴，便能開啟極大的創(chuàng)造力，這為解放思想、觀念先行提供了借口，堪稱普通人自我解放的捷徑;其二是重新激活被壓抑的傳統(tǒng)，比如革命。

　　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中都曾明確提出，法國“為歐羅巴洲富強之國，惟與英吉利不睦，世尋兵戈，俗尚奢華，虛文鮮實，精技藝，勤貿(mào)易”。

　　可遺憾的是，后來者反而忽略了“虛文鮮實”這4個字。在“數(shù)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壓力下，我們不得不逐漸拋棄了自己的“虛文鮮實”，代以法國式的“虛文鮮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