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甘地與丘吉爾》圣雄甘地原是英國“造”

著作《甘地與丘吉爾》圣雄甘地原是英國“造”

2017年02月28日 14:28:21 瀏覽量: 來源:中國搜索 作者:

　　《甘地與丘吉爾》

　　曼德拉和甘地是兩位圣雄式的人物，前者作為非國大的領袖，經過幾十年抗爭，與南非總統德克勒克握手言和，實現了南非的種族和解。后者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使印度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如果說，曼德拉的自傳《漫漫自由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和《德克勒克回憶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展示了南非實現政治和解的全部過程，那么，《甘地與丘吉爾》(阿瑟·赫爾曼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則展示了印度獨立的曲折歷程。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在印度偏遠小鎮，虔奉宗教，19歲時，不惜被開除種姓身份，遠涉重洋，赴倫敦求學。取得了倫敦大學學院的律師資格。學成歸國后，他開始在孟買從事律師業務，卻歷遭挫折。1893年，有個來自南非印度穆斯林人請他處理一宗的案子，并答應支付105英鎊的報酬，甘地便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歷程。

　　通過英布戰爭，英國在1902年使得南非和印度一樣，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這里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甘地作為有色人種先后遭遇到了一連串的歧視與侮辱。他在南非參與了反種族歧視斗爭，為南非印度人爭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權利。在此過程中，他也試驗成功了一種有效的武器——真理與非暴力學說及其實踐。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國后，他坐三等車游歷印度各地，一年以后，他開始發表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從事非暴力斗爭，試驗并發展了非暴力學說。

　　丘吉爾1874年11月30日誕生于英國貴族家庭，1895年2月畢業于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后入伍， 1896年，丘吉爾隨部隊調往印度。1899年9月，已經辭去軍職的丘吉爾以《晨郵報》記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訪英布戰爭。在隨英軍士兵行進途中被后成為南非總理的史末資所俘虜，丘吉爾雖然是隨軍記者，但是因其攜帶武器并參加戰斗，布爾人拒絕釋放他。1899年12月，丘吉爾獨自一人越獄成功，在當地一個英國僑民的幫助下逃到了洛倫索-馬貴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的英國領事館。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國的名聲大噪;1900年3月回到英國，丘吉爾決定抓住機會，從此踏入政壇。1910年丘吉爾出任內政大臣，1911年10月轉任海軍大臣。其后幾經沉浮。

　　甘地與丘吉爾只有一面之交。1906年11月28日，作為殖民地副大臣的丘吉爾，接見了在南非的德蘭士瓦共和國作為英籍印度人代表甘地。丘吉爾對甘地印象很深：在談判中，“他極富技巧，且態度堅決”。由此開始，兩人都在為本民族的利益與對方博弈。他們之間的斗爭與妥協塑造了20世紀的歷史。《甘地與丘吉爾》呈現了他們交織在一起的生活、事業和殊死較量。他們領導各自的民族承受了種種痛苦，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兩人之間意志力的長期比拼，最終決定了兩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格局。最終，兩位巨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同時遭到慘痛的失敗。由于甘地不屈不撓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獨立。獨立之后的印度宗教仇殺不斷，國家一片混亂，甘地利用自己的威望與絕食幫助平息了大規模教派仇殺，自己卻成了教派沖突的犧牲品，1948年1月30日下午，一名狂熱的印度教徒古德斯對準甘地連開三槍，79歲的甘地當即身亡。

　　迄今為止，甘地與丘吉爾都是人類歷史上的傳奇人物。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很多國家受到推崇。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甘地并非憑借自己的感召力、道德形象和抵抗精神而成為圣雄。例如，《甘地與丘吉爾》即認為，“甘地接二連三實施的絕食抗議行動變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武器。然而，這并不是因為它有多么德高望重，而是因為人們擔心，萬一他因絕食而死，必將爆發全國暴亂。因此，迫使英國政府首先改變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是由于暴力行動，而不是因為非暴力抵抗。”

　　在甘地生前，出于自身的成功的經驗，1938年11月，甘地曾建議猶太人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抗希特勒，顯示出其極為幼稚可笑的一面。猶太領袖馬丁·布伯寫信反問道：“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營，那里發生著什么事?集中營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罰?有哪些緩慢和快速殺人的方法?”1939年，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甘地曾致函希特勒呼吁和平，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

　　對照南非的歷史經驗，甘地能夠成為圣雄，并成就其為之獻身的事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遇到了英國這個理性的對手。可以想見，在被納粹占領的波蘭等國家，武裝的反抗尚且被強力鎮壓，非暴力抵抗將毫無作用。甘地的絕食和非暴力抵抗之所以有效，只是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個顧大局、講道理的殖民國家英國。與之類似，曼德拉領導的非國大最后能通過和平方式從德克勒克領導的白人政府那里獲得權力，也是因為南非的白人政府在白人內部實施的是自由民主法治，而德克勒克是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而且負責任的政治家。如果是希特勒統治的納粹德國，反抗者將死于集中營。在極權主義的強力控制之下，不要說抵抗運動，即便是異議分子也難以幸免。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況下，其投身的事業顯然難以獲得成功。

　　因此我們可以說，圣雄甘地的英雄形象不僅僅是他個人奮斗而獲得，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政府“成全和制造”的結果。平和的非暴力抵抗，只有面對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國家才有效。正因于此，在反抗暴政時，革命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