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道德學問著春秋

安作璋：道德學問著春秋

2017年01月25日 15:49:03 瀏覽量: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趙秋麗 李志臣 李建業

　　可以預見，未來中國歷史學發展將會面臨更多的問題和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努力進行創新。創新應該是全方位的，無論是理論、觀念、方法、手段等都要創新。創新絕不是標新立異，真正的創新應該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繼承吸收前人和當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開創性的發展，是對當前和今后歷史研究有啟迪意義和導向作用的創新。

　　——安作璋

　　“我的一生非常簡單，可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讀書、教書、寫書。”年近九旬的安作璋先生安詳地坐在狹窄的書房里，身上自然流淌著一股濃烈淳厚的文化氣息，靜謐、璀璨。

　　安作璋，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一位敦厚謙和的慈祥老人，一顆學術界的璀璨明珠，在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山東地方史，尤其是秦漢史的研究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60多年來，他以豐富的著述、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大家的風范，贏得了學林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贊譽，成為中國秦漢史研究領域的扛鼎人物。

　　為人

　　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東曹縣城內文廟旁一戶書香之家，家門兩邊有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的對聯。“長輩們經常給我講這副對聯的意思，教導我長大以后為人要忠厚，要好好讀書。沒有想到，這竟成為我一生遵循的兩個信條。”

　　“1937年，當時我小學畢業，正好抗日戰爭開始，家鄉被日軍占領，日本人也在縣城辦了一些學校，但是我們都不樂意去日本辦的學校讀書。”安作璋隨家庭轉到鄉下私塾讀書。在家庭熏陶和師長的教誨下，他先后讀完前四史和《資治通鑒》等書。

　　1944年秋，安作璋隨流亡學生輾轉到皖北阜陽，進入山東第二臨時中學高中部學習。

　　回憶起這段艱苦歲月，安作璋說：“支撐我繼續生活和學習的，就是我過去所熟悉的歷史人物在逆境中艱苦奮斗、百折不撓的精神。我常用司馬遷說過的一段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來激勵自己。”

　　1947年中學畢業，安作璋以優異成績考入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學家欒調甫、胡厚宣、張維華、朱東潤、莫東寅、韓連琪等先生門下，獲得了許多終身受益的教誨。

　　在張維華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安作璋主攻秦漢史，他午夜之前極少休息，總是如饑似渴地涉獵著先秦和秦漢的各種文獻，前四史被他翻爛兩套，四易寒暑竟有7個假期沒有回家。

　　“在齊魯大學學習的四年（1947—1951），我恰巧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學派考據務實思想的影響，以后又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安作璋說，這都為他治學思想與風格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1年，安作璋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山東師范大學（原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工作，迄今已走過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個月中，他的論文《西漢的西北屯墾》《論西漢農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繼發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這在當時史學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見的，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學著作《漢史初探》由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當時，他年僅28歲。1959年，其另一部學術專著《兩漢與西域關系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齊魯書社再版。

　　“十年動亂時期，我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遭到隔離和批斗。”安作璋說，在那是非顛倒的年月，從事學術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學術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改革開放以后，已屆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來了學術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從講師直接越級晉升為教授。

　　安作璋被國內外歷史學界譽為“今日秦漢史學界的重鎮”。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雖是國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但他一直待人誠懇謙恭，虛懷若谷。他與熊鐵基合作的長篇巨著《秦漢官制史稿》，從選題到完成，曾五易其稿，歷時十載，才公開出版。

　　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兩部論文集分別命名為《學史集》《學史集續集》，他說：“歷史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活到老，學到老，也不一定能窺其門徑，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書題名曰《學史集》”，足見他的胸懷。

　　《文摘報》原主編肖黎曾多次向安作璋約稿，他回憶說：“先生每次寄來稿件時都要附上一段話，說自己雖然已經認真地思考才下筆，完稿后依然不太滿意，如可用，希望能予以修改，文章長短由我確定，不必再商量。作為老先生，他總是這樣平等待人，替別人著想，讓我感到心里熱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