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古籍書志

談談古籍書志

2017年04月09日 09:53:15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沈津

　　在中國傳統目錄學、版本學的著述中，書志、讀書志、藏書志、訪書記、提要、書錄、敘錄、經眼錄、題跋記等，都是介紹古籍圖書的寫作形式。應該說書志是在書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書目僅僅著錄一部書的書名、卷數、作者和版本，是因為限于著錄方式，無法著錄得非常詳細，而只有書志這種形式可以用來自由發揮，盡可能詳細地把書中一些很重要的作者、書的內涵以及出版方面的信息全部鉤稽出來，這對學者、讀者的利用大有裨益。

　　撰寫各種藏書志的學者，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如過去在四庫全書館任纂修官而寫作提要的翁方綱、周永年、姚鼐、邵晉涵等，文人藏書家如吳騫、黃丕烈、鮑廷博、顧廣圻以及后來的繆荃孫等，皆是一時俊彥。如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就由繆荃孫、吳昌綬、董康等賡續修撰而成，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則為顧廷龍、潘景鄭二位先生在王氏“舛誤觸目、凌亂無序”的稿本上全面修訂而成。

　　藏書志的寫作工作，圖書館想做，收藏家也想做，但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如果容易的話很多圖書館和收藏家早就把它做出來了。從40年代至今，在圖書館系統中，并不是沒有人想到書志的重要性。我過去在寫《顧廷龍年譜》的時候，將顧先生的所有日記都讀了一遍，日記中有一段話非常有意思，那是說顧先生看了繆荃孫寫的《嘉業堂藏書志》，覺得不滿意，說如果將來有條件的話，他寫的書志要“力壓眾編”。我以為這“力壓眾編”是顧先生的雄心壯志，即詳細揭示書之內涵及版本源流，這在30年代顧先生編的《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四卷中，可見一斑。

　　前北圖資深研究館員冀淑英先生曾于1999年7月15日致筆者信中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曾設想待入藏之書編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如今圖書館領域發生了顯著變化，我以為國圖人才濟濟，專家多多，又有明智者執掌帥印，若假以時日，何愁《國圖善本書志》不成？昔年，北圖以《中國版刻圖錄》在業界獲掌聲數十載；今朝，國圖若將《國圖善本書志》竣事，到那時模式高懸，嘉惠學林，則不以時間計矣。

　　1963年，時上海圖書館善本組在顧師廷龍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嘗試寫作善本書志，那時候上海圖書館正在編上海圖書館藏的善本書目，顧先生即抽時間跟潘景鄭、沈文倬先生寫了一些館藏善本書志的樣子。當時大約寫了二十多篇，如今我手里保存了顧、潘兩先生所寫的兩張親筆樣張，由于當時的工作重心是編制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所以寫得不多即告停止。

　　除了圖書館外，收藏家也有寫作藏書志的計劃，如70年代，黃永年曾致顧頡剛先生一札，云：“受業昔年嘗有志寫一《舊書識小錄》，取寒舍所藏舊本書及所見舊本，略記出版本或內容，稍事考釋，已成數十篇，勞動后暫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