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訪談 | 三位院士委員眼中的創新、教育與夢想

兩會訪談 | 三位院士委員眼中的創新、教育與夢想

2018年03月12日 10:15:15 來源: 浙江新聞客戶端 作者: 記者 李文芳 鄧國芳 呂玥

　　他，常年深耕神經生物學基礎研究，推動創立“中國人腦庫”，致力于揭開人類“大腦”之謎。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醫藥學部主任段樹民；

　　他，20年磨一劍，最終打破“洋盾構”在國內一統天下的局面，讓“地下開路巨人”實現中國造。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院長楊華勇；

　　他，三度問鼎國家科技獎，研發的糖尿病治療重大藥物“卡博平”，打破國外醫藥巨頭的壟斷，已為國家節省30多億元醫保支出。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工業大學生物工程學院院長鄭裕國。

　　三位院士，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全國政協委員。3月11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委員休息日，三位院士應邀來到設在北京的浙報集團全國兩會新聞中心，暢談創新、青年、教育與夢想。

　　從普通科研人員成長為兩院院士，他們如何進行創新

　　——事情都是做出來的

　　三位院士，在不同領域，掘“一口深井”，取得創新突破，為“中國號”巨輪行穩致遠補充著“火力”。作為改革開放后我國培養的第一批科研人員，創新成為刻在他們身上抹不掉的時代印記。

　　從普通教師、科研人員，成長為各自領域的專家，直到評上兩院院士，三位委員的成長路，見證著中國科技創新的沉穩步伐。院士們在北京聚首，分享了各自的人生經歷以及創新“秘笈”。

　　一直以來，中國盾構市場長期被外國公司壟斷，跨國公司還依靠技術優勢制約我國重大工程建設的速度。看到這些“痛點”，楊華勇委員與產學研團隊一道，歷經重重挫折，最終打破“洋盾構”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壟斷。目前，中國盾構將挑戰18米直徑的世界紀錄，實現從“跟跑”到“并跑”，甚至將引領發展。

　　“要把得住方向、耐得住寂寞、經受得了挫敗。”楊華勇委員動情地說，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出來的，要實現科研創新突破，科學家必須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執念，要歷經一次次“破繭”的陣痛，才能實現人生目標和社會價值。

　　淬煉的艱辛唯有親歷才能體味。段樹民委員自研究生時認定基礎科學研究發展方向，一直深耕該領域。“直到40多歲我才真正找到科研興奮點，算是大器晚成吧。”在段樹民委員看來，科研之路旅途不同，但有一點卻相似，必須有扎實的根基，經過長久的積淀與堅守，要“甘坐十年冷板凳”，摒棄浮躁與繁華，才能實現創新突破。

　　“創新，特別是工程技術類創新，離不開社會和市場。”鄭裕國委員原本打算在休息日這天去北京周邊的幾家企業對接項目。他說，高校實驗室的科研成果不能束之高閣，應該與社會需求對接，具有強烈事業心的科研人員與社會責任感強的企業家攜手，才能使科研成果轉化，造福于經濟社會發展。鄭裕國委員帶領的團隊已在全國各地建成多條醫藥、農藥工業化生產線。

　　當然，三位院士也不乏共同的煩惱：我國原創性技術和基礎研究突破與國外相比還有很大距離，雖然我國R&D投入不少，但用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直接投入卻不多，多是直接“花錢”引進國外成熟的技術。“國家對基礎研究應該有長期穩定的支持，科研風氣應摒棄急功近利，在考核機制上更要靈活，這樣才能讓科學家沉得下心進行科研。”段樹民委員說。

　　院士的成長之路，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示

　　——年輕人要敢于挑戰權威

　　盡管浸潤在科研領域中，但三位院士依然堅守在教學一線。

　　“與年輕人打交道，可有感觸了！”段樹民委員、楊華勇委員在浙大分別教授神經生物學、液力傳導課程，鄭裕國委員在浙江工業大學教授生物工程設備課程已30多年。

　　段樹民委員、鄭裕國委員打開了話匣。“我發現，對‘80后’下指令是沒有用的。”楊華勇委員接著說，“‘90后’孩子思想活躍度高，知識面比較廣，更依賴從網絡上獲取信息。”這些評價，讓在場的“80后”“90后”記者忍俊不禁。

　　三位院士還總結了一個有趣現象：“80后”“90后”明明也在熬夜加班搞科研，卻在網絡和朋友圈里“曬瀟灑”，“這點與‘60后’‘70后’截然不同”“每代人都有自己特點，沒有好壞之分，但也值得我們觀察與學習。”三位院士委員說。

　　“我覺得年輕人還是要敢于挑戰權威。”楊華勇委員告訴我們，他常在教學科研中鼓勵學生挑戰權威，培養創新思維，“這關乎未來他們能站得多高、走得多遠。”

　　鄭裕國委員則從自身經歷出發，談了5點感觸，要做一行愛一行；要堅持自己的方向；要有良師益友的引導；要有好的團隊；要有同行業界的認可。“我特別感謝20多年來‘中國生物農藥之父’沈寅初院士對我的悉心指導。”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沉默思考了幾許的段樹民委員接過話茬說，如果沒有興趣和愛好而從事科研，是極為痛苦的，在確定要踏進科研領域前，一定要“三思”，找準自己的興奮點，而后勇往直前。

　　院士們如何看待中小學教育

　　——讓孩子擁有快樂無憂的童年

　　院士們的孩子，都是學霸吧？或都是搞研究的？其實不是。三位院士的孩子都是“80后”、“90后”，而他們的“育兒經”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引導卻不強求他們的職業方向。

　　這跟三位院士正在“玩”的“跨界”還有點關系。楊華勇委員帶領團隊推動系列跨學科合作項目，以新型裝備研制切入，在尋求生物醫學領域、3D打印人體器官的突破；段樹民委員也從神經科學研究生發到人工智能、類腦研究、腦機接口等項目；鄭裕國委員的治學經歷也不例外，這多少讓人有些驚訝。

　　“我們要著眼那些能帶來巨大變化的原創性科學與技術。”楊華勇委員說。不過，這也讓他陷入對目前中小學教育培養體系的擔憂，“現在的教育對學生主觀能動性的培養還是太少，導致孩子創造力不足。”

　　院士們說，目前課外培訓機構正在“蠶食”孩子的童年。“培訓班基本還是題海戰術，培養的是慣性思維，雖然會提高學生的解題速度，但僅僅培養了解決已有問題的能力，卻不能讓孩子發現問題、創新思維。”楊華勇委員說。

　　鄭裕國委員很認可這個觀點。他說有人曾對奧數成績特別好的孩子們做過一個調研，發現他們最后從事數學研究的幾乎為零。“事實上，孩子奧數成績好，說明在數學方面是有潛能的，但超過孩子承受能力的高強度學習，就會變相削減孩子的天分，讓他們對學習產生厭惡感和挫敗感。”鄭裕國委員說。

　　三位委員都覺得，現在的孩子普遍缺乏童年歡樂，缺少玩耍時間和社交經歷，讓人有些擔心。

　　“現在看我們的教育節奏，其實是缺乏通盤考慮的。小升初的壓力，導致很多孩子的小學階段學習非常緊張，但很多孩子也沒掌握自學的能力和方法，后面到了大學階段放松了，就很難通過主動學習，實現有效提升。”段樹民委員建議，應該還給孩子一個快樂無憂的童年，讓他們全面發展，擁有仰望星空的力量。

　　【記者手記】

　　創新之路，呼喚雄心

　　“年輕人要敢于挑戰權威”，時隔13年，我又聽到了這句話，內心震動不已。

　　時光回溯到2005年2月24日。當時，正在實習的我，有幸從老師那領到一個“高大上”的采訪任務，采訪一位世界學術“大咖”——200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戴維·格羅斯，當時他正在浙江大學進行學術訪問，并受聘為浙江大學名譽教授。

　　這是個有趣的畫面：因為上世紀70年代發現粒子物理的強相互作用理論中的“漸近自由”現象，頭發花白、64歲的戴維·格羅斯，和學生弗蘭克·維爾切克，同時站在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領獎臺上。面對這份遲來的榮譽，他用詼諧幽默的作答，將埋頭科研30多年的清貧、寂寞和辛酸輕輕帶過。

　　至今令我銘記于心的，是他對中國年輕學子的寄語：“年輕人應該敢于把目標定得高遠，敢于挑戰權威，敢于雄心勃勃！”他還說，非常樂見赴美留學的中國年輕學子，已由過去單純的“刻苦”“聽話”，變成如今的敢于質疑和發問。

　　今天，與3位同為院士的住浙全國政協委員對話，再次聽到“年輕人要敢于挑戰權威”的期許，心中百感交集，當年記憶泛起。我既為科研精神深入中國人的骨髓而驕傲，也為我國社會愈發寬容向上的科研氛圍而欣喜。

　　“挑戰權威”意味著不再因循守舊，由質疑開始探索，激發出原創力，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本質。在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今天，迫切需要青年才俊秉持這種特質，向著國際前沿努力奔跑，跑出中國創新“加速度”。

　　這是三位院士的期待，也是新時代的深切呼喚。

責任編輯： 楊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