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沖刺期，如何打敗“攔路虎”
脫貧攻堅沖刺期，如何打敗“攔路虎”
2018年10月28日 13:04:50 來源: 瞭望 作者: 梁建強 白明山 向定杰
脫貧攻堅已經進入攻堅拔寨的沖刺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期在全國多個省市基層一線調研了解到，當前扶貧工作中，仍然存在貧困戶內生動力不足、地區產業發展不夠、項目規劃論證不夠、干部配備面臨“人才短板”等問題。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有所抬頭，導致基層迎檢壓力較大、出現“資金趴窩”、債務風險有所加重等問題。受訪基層干部群眾建議，進一步對癥施策，啃下扶貧工作中的“硬骨頭”，打敗“攔路虎”，加快帶動群眾脫貧。
脫貧先治“懶”
位于太行山深處的河北涉縣水溢河村，四面環山，溝壑縱橫，千百年來全村1400多口人靠著1200多畝旱地為生，貧困戶就有25個，一直是當地有名的貧困村，村民大多收入無幾、靠外出打工維生。
脫貧致富的“考題”始終困擾著祖祖輩輩的水溢河人，2016年，涉縣供銷合作社精準扶貧工作隊入駐水溢河村。工作隊隊長高玉峰介紹，“貧困戶有的是文化水平低打不了工，有的疾病殘弱做不了活，也有的人是因為懶，不想干活。”
為讓水溢河村穩定脫貧，涉縣供銷合作社“量身定做”產業脫貧計劃。高玉峰到山東、山西等地學習考察，引進適合當地種植的富硒紅薯、藍莓、樹莓等特色農作物品種，建起了50畝種植基地，除實行股權分紅，還優先安排貧困戶到地里干活掙工資。
“雖然產業放在了家門口，但個別貧困戶就是‘請不動’。”高玉峰說。例如，村里一名67歲的貧困戶，早年因為游手好閑妻子離他而去，后來一直打光棍。“隔幾天他就給我們打電話，家里沒電了，沒米了，伸手就要。地里給他安排的活兒也不多，拔拔草、整整地，每天20元輕松到手，可他就是不樂意去，過一天算一天。”
高玉峰說，“類似的貧困戶還有幾個。給的東西再多，自己不努力，總有一天也會坐吃山空。”他建議，上級有關部門進一步細化扶貧政策，根據貧困戶的脫貧自主性、參與勞動積極性等方面，做到有所區分、獎懲分明，“脫貧必須治懶”。
另一方面，記者調研發現，部分貧困戶實現脫貧過度依賴政府幫扶，存在一定“等靠要”思想。貴州省銅仁市“大龍·石阡”跨區域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服務工作組負責人陳盛廣說，“很多貧困戶在大山里待久了，主動致富的思路和門路都偏少。”
為此，不少地方將產業扶貧作為脫貧之基、致富之源。在湖北省咸寧市，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各級有關部門突出特色產業發展和幫扶實效，扶貧產業在帶動貧困群眾廣泛參與、促進貧困群眾增收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據咸寧市扶貧辦統計，今年上半年，累計下撥產業扶貧資金7.2億元，落實產業扶貧項目571個，立足咸寧特色優勢產業，重點發展形成茶葉、油茶、楠竹、水產、湘蓮、蔬菜等12個扶貧支柱產業。咸寧市192個貧困村共培育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798個，實現了合作組織貧困村全覆蓋。
革命老區湖北紅安縣地處大別山區，人口眾多，資源匱乏，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曾一度高達11萬，產業與就業問題相對突出，成為攻堅重點。紅安縣扶貧辦明確提出：確保每戶貧困戶有2個以上收入來源。
由于大多數貧困戶發展產業能力較弱，紅安縣一方面爭取和用足國家政策，為貧困戶創造“被動收入”，同時通過獎補等方式，鼓勵貧困戶主動增收。三年來，紅安縣已成功引進農業項目155個，新建現代農業示范園區120多個，帶動數萬戶貧困戶脫貧，戶均增收8000元。
同時，為了幫助貧困戶“提神”，不少地方張貼有針對性的標語和宣傳口號。記者在湖北調研發現，“國家政策好，我們更要加油干”“積極發展產業，脫貧動力不竭”“扶貧不能靠等，關鍵自己要干”等接地氣的宣傳鼓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貧困戶的脫貧積極性，“等靠要”風氣有所減少。
花好錢 立好人
在西部山區某鄉鎮，按照當地水利方面“十三五”規劃，將建設一座兼顧飲用、灌溉的水庫；按照交通方面規劃，一條快速公路將穿過水庫所在區域。且水庫、公路都已投入一定建設資金，無論修改哪個規劃，都會造成浪費。
記者調研發現，貧困地區發展迫切需要項目帶動，但部分扶貧項目缺乏科學論證規劃，實際執行困難。一些項目立項主導部門不同，甚至互相“打架”，一定程度上造成資源浪費。
此外，在部分扶貧項目實施過程中，地方出現“資金趴窩”怪象。一位貧困縣縣委書記介紹，扶貧項目點多面廣，但報賬程序繁瑣，有時為了趕進度，不得不“先建再補”。而扶貧資金往往是跟蹤審計、封閉運行，一些賬目短時間內無法報銷。
對此，部分受訪縣級融資平臺公司負責人表示壓力很大，特別是一些需要地方資金配套且地方資金占大頭的扶貧項目，啟動難度較大，無形中加重地方債務。
基層干部群眾建議，盡快完善扶貧項目規劃的調整備案規定，加強部門間協調統籌，提高項目的系統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同時，在確保資金安全的前提下，進一步優化使用程序，確保扶貧資金“好鋼用在刀刃上”。
除去項目實施方面面臨的難題，貧困地區人才匱乏問題突出，有經濟頭腦、愿意帶頭的“能人”資源十分短缺，直接制約脫貧進程及效果。
“全縣300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約八成無法正常運轉，有的存活一兩年就解體了。”貴州一位縣農業局農經站站長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對接市場、具備經營管理能力的人才。
為此，多地積極開展探索。例如在貴州，當地省科技廳成立科技扶貧專項資金，每年撥款2000萬元用于重點資助20個極貧鄉鎮開展產業脫貧攻堅工作。圍繞極貧鄉鎮產業需求，以選派對口的科技特派員作為技術中堅力量，有針對性地為企業、合作社、種養大戶引進轉化一批先進適用技術、開展農村信息化服務，推廣“公司＋合作社＋科技人員＋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社＋農戶”等多種模式，解決貧困村因發展人才匱乏而導致產業發展緩慢的難題，帶動地方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
保護好干實事的扶貧干部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有的地方，脫貧攻堅的最后階段出現了重問責、輕獎勵的苗頭。多位受訪基層扶貧干部反映，檔案檢查、干部座談、貧困戶走訪，基本每周都要迎接不同形式的檢查，有些檢查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迎檢負擔”。
在中部、西部調研時，有受訪扶貧干部對記者說，一些檢查由第三方機構實施。但由于這些機構對當地實際情況了解不深入，脫貧驗收時或按照文件規定的條條框框執行，或片面聽取貧困戶的意見，為此而受處分的干部是“流汗又流淚”。
還有的檢查僅以貧困戶的滿意程度為標準，使得少數人產生“我是貧困戶我怕誰”的心態，一線扶貧干部為了取得滿意度而迎合貧困戶，不能將扶貧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河北、貴州等地干部群眾建議，扶貧檢查要講究方法，還得“有度”，不能落入形式主義“怪圈”。脫貧攻堅要高壓也需減負，要問責也需激勵，有必要將工作和檢查重心轉移到干實事、見實效上來。
在適當減壓的同時，建立完善基層干部容錯機制和獎勵機制，最大程度調動廣大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和扶貧創造性，是記者在調研中最頻繁聽到的呼聲。
當前，由于基層扶貧工作內容越來越細、要求越來越高，村支兩委干部幾乎全脫產地投入其中，但每月報酬僅在2000元左右，遠低于其外出務工收入。再加上部分干部因為本領恐慌、自身調節適應能力差等原因提出辭職，由此導致的扶貧干部隊伍“人才短板”問題，亟需予以重視。
受訪基層干群建議，建立根據任職的地理位置、服務年限、崗位責任等因素浮動的基層干部待遇調整機制，加強干部能力培訓和心理疏導，為一線扶貧干部的思想能力“脫貧”，從而帶動形成廣大干部群眾齊心勠力脫貧攻堅的良好勢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