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念好鄉村治理“三治經”
浙江念好鄉村治理“三治經”
2019年06月09日 09:44:08 來源: 浙江在線網站 作者: 顧仲陽 方 敏
好一幅江南初夏圖！6月初，記者來到浙江省安吉縣余村采訪。一路綠水潺潺、荷葉田田，一幢幢小洋樓掩映青山翠竹間，健身操隊、舞蹈隊、門球隊等群眾文體隊伍活躍在村頭巷尾……
“余村變成現在這樣，不容易！”村支書汪玉成邊走邊感嘆。
汪玉成為何有此一嘆？上世紀90年代，余村山坡上一天到晚開礦，漫天粉塵讓人不敢開窗。要環境，還是要票子？村干部不論選哪條路，都有群眾站出來激烈反對——村子發展遇到了難題。
遇到這種難題的，不止余村。農村要發展，難免各種利益訴求交匯、矛盾糾紛集聚。彼時浙江的部分農村，一定程度上存在法治意識不強、化解基層矛盾途徑不多等問題。
出路在哪里？近年來，浙江多地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上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的鄉村善治之路，破解了一個個發展難題。
民主管村，村里的事商量著辦
余村到底該走哪條路？2003年初，村兩委決定“村里的事村民說了算”，數次召開村民大會后最終決定：關停礦山，拋去“石頭經濟”，向生態經濟轉軌。
決定一出，有些在外地沒有參加村民大會的人不干了，氣沖沖地要找時任村支書劉中華的麻煩。還有人在村里散播謠言：“村干部這么做，是為了私吞礦場留給自己”……
因為決定是村民大會集體投票做出的，謠言很快不攻自破。這也讓村兩委班子看到了民主管村的效果。
老支書鮑新民深情地回憶：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冒著酷暑到余村調研，他高興地說，下決心停掉一些礦山，這是高明之舉。
近年來，余村牢記囑托，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的“兩山”理論，堅持“三治結合”，為新時代鄉村治理提供了生動范例。
民主管村是“余村經驗”的重要一條——每逢大事，村里要先聽老干部、鄉賢、村民代表的意見。
6月3日，記者來到村部，正好趕上村里開會。村兩委召集10個老干部代表集體討論兩個議題：村里成立物業公司和居家養老中心怎樣更好提供服務。
“成立物業公司想法好。但好事要辦好，得有專人管。”趙萬芳快人快語。
李志榮跟著說：“我也贊成成立物業公司，能提供隨叫隨到的服務，還能為村集體增收。”
“居家養老中心最好能給老人供餐。”陳長法提議。
鮑新民則提醒：“食品安全怎么保證，給多大年紀以上的老人供餐，怎么定價，這些都要考慮周全”……
大家挨個發言，中間有插話、有打斷、有觀點碰撞。村委會主任俞小平說，各位老干部的意見與建議都被詳細記錄了下來，之后村兩委將再開會研究，指定專人形成方案后再提交村民代表大會決議。
在余村，就這樣，村里的事大家商量著辦，村民在參與中真正成為村子的主人。
“村里的事，村民說了算”，在寧波市象山縣，歷經10年探索實踐，村民說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想說都能說，遇事要商議，有事馬上辦，好壞大家評”。
“近些年，農村新問題多，只要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基本上什么問題都好解決。”在象山縣旭拱岙村村支書葛聰敏看來，村民說事制度是個治村法寶。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后，村里各項工程越來越多，也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崗位。在一次村民說事會上，有村民提出：“村里做小工叫來叫去就那么幾個人，是不是村干部做了手腳？”
葛聰敏聽后，覺得這是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會后，他連夜趕到負責工程建設的村干部家里了解情況，盡管得到的答案是那幾個小工是熟練工人因而得到了長期聘用，但他覺得這事不能草草解決。之后，村兩委召集村民召開“民工議事大會”，討論、征求意見后制定了“做工五項規定”，其中一項規定：有意向做小工的村民報名后按照所在小組排序，村里先后輪流安排做工。很快，“五項規定”順利在村民說事會上得以通過。談起這事，村民謝世良夸贊：“辦得公平公正，大家都心服口服。”
“‘村民說事’有點像‘曬霉’，陽光會把霉菌曬掉！”葛聰敏感慨，“一開始，我擔心‘說事’會給村兩委‘添堵’，時間長了之后發現，‘說事’讓老百姓明白，村干部清白，實際上是‘疏堵’的！”
眼下，在象山農村，無論大事小情，“有事，阿拉好好說”已經成為口頭禪，借助“村民說事”平臺，民意“零距離”，干群“面對面”，一起求出了發展的“最大公約數”，畫出了和諧的“最大同心圓”。
依法治村，遇事找“法”成習慣
在浙江農村，“法”字隨處可見。在余村，法治宣傳戶外大屏幕時常播放著普法節目；在桐鄉市屠甸鎮榮星村，村道兩旁、村中長廊等地，隨處可見“酒后駕車違法紀，邪教賭博要嚴打”之類的法治標語。
建設法治鄉村，浙江多地著力開展法治宣傳工作，推動村民樹立起法治意識。司法、公安、城管、綜治各線還與村委緊密配合，堅持依法辦事，村里逐漸形成了“遇事找法、辦事依法”的氛圍。
“自家地上想種啥就種啥，不違法”，這是前些年余村一些村民的想法，村民砍竹毀林、改種白茶的事件時有發生。實際上，私自毀林種茶會帶來嚴重的山體滑坡、水土流失等問題，法律明令禁止。以前，村干部苦口婆心地講，作用不大。現在，駐村法官李芳從專業的角度講解：這具體違反了刑法、森林法哪些條款，以前有哪些類似的判例，很多村民都聽了進去。
駐村法官幫助村民用法解決了一件件土地糾紛、旅游糾紛、勞動爭議，越來越多的村民相信“法”的力量，村民們的法治意識大大增強。
在象山，“村民說事”成為鄉村法治的實踐平臺，越來越多的農民“從信訪轉向信法”。
涂茨鎮推行信訪說事會制度，邀請代表委員、老黨員老干部、鄉賢、公安、法律人士等組成“和事顧問團”，依法評判上訪人的訴求是否合理，共同解決問題。陳姓兩兄弟因宅基地糾紛持續吵鬧上訪6年多，鎮政府協調處理10多次不成，最終通過召開信訪說事會，“和事顧問團”擺事實、講道理、查憑證，兩家人終于簽訂和解書，終止了信訪行為。通過推行信訪說事會，象山一批初信初訪得以有效辦結，一些信訪積案也得以順利化解，去年全縣農村信訪量下降了28%。
更多創新的法治力量在桐鄉市農村涌現。前不久，在屠甸鎮匯豐村的一農戶小院里，一張小桌、幾條板凳，一個“板凳法庭”開庭了。屠甸鎮司法所副所長沈俊杰、派出所警官徐錫光、專職律師俞國鋒、資深調解員姚慧敏、村干部王建發等組成了“評審團”，就村里一戶農家樂老板與房東租金漲價糾紛開展評判。前期雙方各執一詞，吵得不可開交。所幸此次“板凳法庭”開庭，公安民警、專職律師、人民調解員分別從各自職能角度給出了處理建議。最終雙方達成一致，友好地化解了糾紛。
“別看‘板凳法庭’簡陋，但發揮的作用著實不小。它將法律服務觸角延伸到農民家門口，村民很歡迎。”沈俊杰說。
為將法治推向基層，除了“板凳法庭”，桐鄉市還創新性地推出了“法治驛站”“法律診所”等接地氣的服務組織，設立了鎮、村法律服務團，每個村社都配備了法律顧問。他們除普法宣講推動全民守法外，還免費提供法律咨詢和糾紛調解，為村集體重大決策、重要合同進行“法律體檢”，成為依法治村的重要力量。
以德潤村，文明鄉風夯實道德底蘊
“哇！這里負氧離子有4萬多個！”
“趕緊深呼吸！”
在余村文化禮堂前，一群群游客圍著顯示負氧離子量的電子監測屏紛紛贊嘆。
村委會主任俞小平告訴記者，好生態是立村之本，余村空氣好跟推行煙花爆竹禁燃禁放“雙禁”密不可分。
過年過節燃放煙花爆竹是傳統習俗，余村是怎么做到說禁就禁的？俞小平介紹：村委提前介入，發放倡議書；設立“雙禁”警示牌、挨家挨戶上門宣傳；提出“用鑼鼓代爆竹，用鮮花換紙錢”等替代方案；給12戶“雙禁”模范帶頭戶表彰；讓舞龍隊、腰鼓隊、鑼鼓隊巡村增加年味；之后通過村民代表大會，將“雙禁”寫入村規……
因為移風易俗措施得力，從今年元旦起，余村再也沒聽到煙花爆竹聲響。
建設文明新風的不獨余村。象山縣大力實施新鄉村道德提升行動，對鄉風文明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以往，“人情債”一直是象山農民沉重的負擔。普通婚宴辦四場，每場席開五六十桌，一桌動輒三五千元，紅包2000元起檔……近年來，象山全面開展婚喪禮俗改革，給“人情風”套上了“緊箍咒”。政府主導的同時，各村紛紛成立紅白理事會，將婚喪禮俗整治形成的好風氣寫進村規民約。黃避岙鄉塔頭旺村紅白理事會副會長吳聲達介紹，現在村民辦酒席，都會請紅白理事會上門提供一站式服務，“我們既宣傳，又監督，現在婚喪事簡辦已被村民普遍接受。”
在桐鄉市，道德評判團成為以德潤村的排頭兵。在桐鄉市高橋鎮越豐村，上百戶村民因整村拆遷搬進了新社區，但部分村民老習慣不改，挖掉了社區綠化帶，改種起了蔬菜，社區工作人員勸阻無效，非常頭疼。幸好有道德評判團多次出面做工作，農戶終于認識到了錯誤并主動改正。
越豐村的道德評判團，有村里的老黨員、退休干部和村民代表共11名成員。因為他們享有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在評判陋習、弘揚真善美上，他們的話村民們聽。幾年下來，不少陋習在道德評判團的評判下，都漸漸得到修正，村里的風氣煥然一新。
除了破陋習、樹新風，推進農村德治，浙江還非常注重加強文化建設和道德引領。浙江很多農村都有比較厚重的道德文化底蘊，德治進一步夯實了這種底蘊，也使鄉村治理贏得了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社會認同。
“以文化人”，浙江很有一套。依托已有的舊祠堂、古書院、閑置校舍，很多農村建起文化場館，過去單一傳承宗族文化的祠堂，而今也變成了傳播先進文化的殿堂。目前，浙江僅圖書館鄉鎮分館就有894家、農村文化禮堂上萬家。很多地方人有書卷氣，村有文化味。
星級文明戶掛牌亮戶，這是余村一景。除了評選星級文明戶，余村還每年評選表彰身邊好人與新鄉賢。“培育文明鄉風”“培育鄉賢文化”等工程的持續推進，使得全村形成了學身邊好人、做榮譽村民、當道德模范的濃厚氛圍。
對此，余村村民胡加興說：“人活一張臉，評上了文明戶，當上了鄉賢，很光榮，大家都更加注重自己的德行，村子就會越來越好。”
在浙江鄉村采訪，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這里不僅富庶，而且和美。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爭，以德治春風化雨，浙江農民“念”著“三治經”，大步走在綠意金光的振興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