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愈演愈烈?

為什么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愈演愈烈?

2016年08月04日 11:26:06 瀏覽量: 來源:《領導者》 作者:叢日云

　　核心提示:要理解中國這一代民族主義者，不能機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義理論，對中外歷史上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很少幫助。因為正如許多學者所理解的那樣，這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鄭永年語)。我們需要觀察他們的行為，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觀察到他們的心理或人格特征，才能理解他們為什么會那樣想、那樣說、那樣做。

　　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如果它繼續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國政治的走向，影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

　　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表現

　　這種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思潮，其表達形式主要在三個層面:

　　第一，社會公眾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中常用的詞是“愛國主義”。但是，愛國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種“主義”(ism)。

　　第二，在全球化對中國影響日益深入的時代維護民族利益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極端的或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其特點在于:(1)以對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關系的歷史和現實的片面認識、虛假信息和由此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見為其判斷、情感和態度的基礎;(2)以過時的、僵化的理論來理解當代國際關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針對日、美)的方式表達對本民族的忠誠;(4)極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態度和行為方式。

　　在前述三種表現形式中，前兩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溫和的民族主義，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后者雖然也打著前兩者的旗號，并且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前兩者的內容，但它的特點在于遠遠超出了前兩者的范圍。它屬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義的民族主義，即激進的或極端民族主義。它是當代中國社會民族認同加強、民族意識上升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畸變，是民族主義誤入歧途的表現。

　　從社會分布來看，這三者似乎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結構:第一種民族主義彌漫滲透于社會公眾中，是龐大的基座;第二種主要存在于有國家意識或國家感的社會公眾中，其主體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體;第三種民族主義者的中堅是青年知識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項。我們這里所說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指這種激進民族主義的出現。因為它最為活躍，在輿論界占有明顯的支配地位。絕大多數民眾和官員不是激進民族主義者，但他們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進民族主義病毒的傳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

　　從20世紀末起，這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做了許多事情，讓人們感到非常震驚和擔憂。所以，在這里，我們主要來分析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我們要回答的是，這種新民族主義為什么會出現?或者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中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極端或激進的形式?

　　二、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對幾種解釋的回應

　　在解釋民族主義興起現象時，人們經常談到幾種一般原因:

　　其一是說，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為全球化帶來的對中國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威脅。如果這種解釋成立，前提必須是中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處于危急狀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民族主義者經常聳人聽聞地宣傳的所謂“威脅”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有意夸大甚至臆想。當代中國不存在19世紀后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那樣的民族危機。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安全，如EdwardFriedman所說:“中國是一個強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國，沒有人要侵略中國，或挑戰其主權。對這些的恐懼是令人不安的狂想。”實際上，在主動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是主要的受益者，這些年中國迅速的發展就是證明。

　　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中國，利益驅動的民族主義是比較弱的，而宣傳導向的民族主義是很強的。青年學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礎的群體，但他們卻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堅。而全球化受損最大的群體，其民族主義情緒并不特別強。這是因為，在中國，沒有獨立表達公民利益的公民組織，沒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謂“利益”是主流媒體宣傳中的國家利益，普通民眾并不知道自己在對外關系中的具體、真實的利益所在。而激進民族主義者想象中的國家利益經常是偏離實際的。他們的許多做法實際上是損害民族利益的。

　　一些學者將其歸結為文化或文明沖突的產物。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沒有宗教信仰的支撐，所以對外來文化的拒斥并不會特別強烈，更不會產生好斗性的反應。既使中國傳統的宗教，也是具有寬容性特征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對以其它宗教為母體的文化不會產生很強的敵對情緒。中國人一向對外來文化持比較溫和寬容的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合西方文化比較成功，也較少麻煩。所以，盡管如亨廷頓所指出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沖突，但這種沖突不應該在政治領域產生激進和極端和反應。事實上，單純的文化民族主義不會在政治上采取激進的民族主義立場。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經歷，將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解釋為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長。但是，中國并非典型的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不是按民族邊界建立的國家。中國是多種民族、多種文化和復雜地域的統一體，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華民族”。人們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遼闊的意義上稱其為“帝國”，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國解體后僅存的“帝國”。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美國專家派伊稱，中國是“裝扮成國家的文明(acivilizationpretendingtobeastate)”。所以，中國的民族認同并不需要通過厘清民族邊界來增強內聚力，不需要刻意區分“我族”與“他族”，更不應與對其它民族的敵視相伴隨。這種對多民族國家的認同類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樣強烈的追求內在純潔單一性和排外性。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對不同膚色、種族、宗教、文化的區分并不太在意。中國人的民族觀念比較模糊，族群區分的意識很弱。普通中國人，即使那些民族主義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與外國人和平相處，不會因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產生歧視或敵視。

　　根據一些學者的說法，伴隨著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而出現的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產生了對民族主義的社會需要。在筆者看來，這是將國外民族主義理論機械地套用到中國而產生的對中國現實的誤讀。的確，在歐洲和其它非西方國家，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但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的民族建構并不是要按民族的邊界建立國家，而是建立和鞏固多民族的國家。[14]從長的過程來說，中國遠自秦漢時代就已經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世俗國家，而這個過程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是其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15]從近處來說，中國自1945年起就已經基本完成了國家獨立和統一的過程，而1949年后，又建立起強大的集權型政權，其國家權力的動員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強，在當代世界上也是罕見的。[16]所以，機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構理論對中國是文不對題。目前遺留的臺灣問題使民族主義者關于民族國家建構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知道，民族主義者關注的問題和提出的要求遠遠超出臺灣問題本身。僅僅臺灣問題遠不能解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人們還經常談到歷史的原因。的確，自鴉片戰爭后一百年中，中國受盡了外國的侵略和欺侮，這種歷史經歷給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留下深刻的創傷。但是，如果說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只是在算歷史老賬的話，他們為什么不痛恨俄羅斯而痛恨美國?因為俄羅斯對中國的傷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國在這段歷史中，是幫助中國最多的國家。人們都會記得，在1950年代～1970年代，中國人是國際主義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那一代人都高喊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都熟唱《國際歌》，誓言“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也深信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國與美國、日本還有過一段蜜月時期。為什么那個時期人們就忘記了歷史上的仇恨，而1990年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

　　最為常見的，是將民族主義的興起歸咎于日本右翼勢力的行為和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民族主義者也不斷渲染西方的遏制戰略，將中國描繪成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不斷申訴著從歷史延續到今天的所謂“民族悲情”，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對西方遏制戰略的斗士。的確，上述外部因素對刺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卻遠遠超出了應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勢而言，中國在與日本和美國的關系上所出現的所有沖突和矛盾，都沒有超出和平交往的范圍。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理智、克制、靈活和耐心。那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因為這些麻煩而將日本和美國視為仇敵，不斷想象著一決生死的戰爭，這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反應范圍。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民族主義者整天掛在嘴上的所謂美國的霸權、西方的遏制戰略、日本右翼勢力的表現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另一部分是被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編造的。而真實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言行為西方和日本右翼勢力提供了依據，助長或刺激了它們的發展。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日本的右翼勢力、美國的對華鷹派是相互激發的共生關系。

　　更有人認為，民族主義產生的情感基礎在于伴隨著國家強大而產生的民族自豪感。還有人進一步引申:這一代民族主義者意欲展示中國的富強，將中國推到世界領導者的地位。[20]首先需要指出，這種欲求或感覺與國家的實際地位和影響力是不相稱的，這本身就說明，它的產生不是國家發展實力增強的必然產物，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即便國家真正強大到那個地步，也不一定會產生那樣一種領導世界的欲望和獨步天下的自豪感。

　　實際上，這種對國家強大的認知、對國家地位和未來使命的認知，都是長期宣傳教育的產物。我們的歷史教育告訴人們，古代的中國如何天下第一，有無數的發明創造都比西方早N百年。人們應該記得，數十年來，中國人從來都充滿著自豪感。從“要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感到“21世紀必然是中國的世紀”的信念，就這點而言，1980～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民族主義者并不比他們1950～1970年代的先輩更強烈。這一代民族主義者還在要求西方平等對待中國，滿足于與美國并列為G2，領導世界只是他們的期待。而他們的父輩紅衛兵那一代，已經陶醉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認為自己正從事著解放人類的事業。

　　可以說，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動著中國人民族認同的增長和民族主義情感的復興，但僅僅這些因素，不能解釋激進民族主義的形成。也就是說，上述種種因素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但并不是激進民族主義者形成他們的觀念、情感、態度和行為方式的充分原因。

　　要理解中國這一代民族主義者，不能機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義理論，對中外歷史上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很少幫助。因為正如許多學者所理解的那樣，這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鄭永年語)。我們需要觀察他們的行為，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觀察到他們的心理或人格特征，才能理解他們為什么會那樣想、那樣說、那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