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愈演愈烈?

為什么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愈演愈烈?

2016年08月04日 11:26:06 瀏覽量: 來源:《領導者》 作者:叢日云

　　三、愛國主義教育與民族主義

　　我們首先需要考察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受到的是什么樣的教育，從而了解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立場態度和價值觀念是怎樣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認識和判斷從何而來，他們的悲情或憤怒從何而來。

　　這種教育主要包括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的宣傳兩個方面。

　　在1950～1980年代的學校里，無孔不入的強大的意識形態教育和宣傳居于主導地位，愛國主義與之相配合。但進入1990年代以后，宣傳教育的重點轉向愛國主義，以填補官方意識形態失去影響后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

　　1991年9月，一篇名為“蘇聯巨變之后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報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義”傾向的某些思路——該報告的作者分析了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喪失拉響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際環境惡化的警鐘，“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該報告的作者明確提出，要以國家民族主義來填補官方意識形態衰落導致的信仰真空，運用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從而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許多論者認為，這一報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創作，是中共面對蘇東共產制度垮臺的備用政治綱領。這些“紅色后代”比他們的前輩更實用更加無所顧忌，隨時準備脫去意識形態的外衣，果斷地翻過共產主義這一頁，以維護黨的絕對權力。

　　1992年，何新在給鄧小平的一份題為“意識形態問題的思考”的上書中，鼓吹:“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著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何新還建議:“我國應開動宣傳機器在中國人民中揭露美國志在滅亡中國的意圖，培養全國人民的敵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上述建議的確成為1990年代以來官方宣傳教育的主導思想。意識形態的教育雖然延續著，但它遠不如愛國主義教育能夠打動人心，從而產生效果。這種教育不僅由學校中從小學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開設的政治教育類的必修課程來承擔，它還廣泛地滲透到歷史、中文、地理、音樂等其它課程中。愛國主義教育還通過其它各種形式的課外活動而得到加強，由學校里的黨和共青團組織以及受他們領導的學生會組織的大量活動，最突出的主題就是愛國主義。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就是在這種教育下成長的。

　　一個國家對青年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無可厚非，問題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有著很大的缺陷，它沒有完整、客觀、準確地闡述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和現實，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蘭的極端分子產生于清真寺，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產生于中小學的課堂。

　　比如，愛國主義教育最好的題材是中國的現代史，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中國受列強侵略的歷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但這種教育給學生的歷史知識是按政治宣傳的目的加工過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學生們從這種教育中形成的歷史畫面非常簡單，就是善良而軟弱的中國人被強大而野蠻殘忍的西方列強所侵略和欺侮。由此產生的是極度的不平衡心理，激發的是憤恨情感和復仇要求。誠然，在這段歷史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蠻橫、欺侮，都是歷史事實。但中國朝廷和統治者也曾非常傲慢，無理拒絕西方國家平等交往的要求;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一些國際交往的準則;非常自私，完全從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發去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非常不理智，有時無理制造事端，經常擴大爭端，激化與外國的矛盾等。這些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都被嚴重忽略了甚至從正面去歌頌。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友好交往的積極的一面往往被淡化處理了。在對外關系中，只要是采取激進和強硬態度、簡單化處理糾紛、不計后果的情緒化的作法都受到褒揚，而主張理智、克制、靈活、妥協的作法都被妖魔化和受到撻伐。這樣，百年來的近代歷史在年青人的頭腦中就是片面的、不真實的，對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形成是非顛倒的觀念。無疑，從不完整的歷史或虛假的歷史中，我們得不到真實的教訓。

　　在沒有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信念也很淡漠的情況下，年輕一代形成的歷史知識、歷史觀念，對于他們認識現實問題起著重要的作用。民族主義者動輒援引歷史，他們的歷史觀決定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判斷。

　　中國的大眾傳媒對公眾進行的灌輸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另一途徑。

　　在今天的時代，公眾是通過媒體了解外部世界的，媒體是公眾的耳目，他們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過媒體折射出來的影像。但在我們的媒體上，所有的信息特別是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信息往往經過精心的加工過濾。民眾通過媒體接受了許多失真的信息，這些虛假片面的信息的積累產生了近乎催眠的作用，使他們對外部世界，對中國與外國的關系，產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

　　我們的媒體是民眾的主要信息來源，因而來自媒體的信息支配著民眾的判斷和情感。對國內事務，人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經歷和觀察來部分地擺脫媒體的影響，但對歷史和國外事務，普通公眾基本上依賴媒體提供的信息。

　　這種教育灌輸給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有很大的偏頗。

　　在這種教育中，不能從歷史經歷中得出積極的教訓，不能從先輩付出的血的代價中升華出對和平的愛，對人類的愛。實際上，我們的教育根本就缺少愛和平愛人類的內容。對國家的愛往往是通過對其它民族的恨表現同來的。

　　仇恨教育貫穿在我們幾十年的教育中。在1950～1970年代，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過激發階級仇恨來加強對黨和領袖的愛。這種教育非常成功，紅衛兵就是這種教育的產物。近些年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沿用了同樣的方式，它通過激發民族仇恨來喚起愛國情感。這種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內心里注入了仇恨的毒液。有的學者稱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喝狼奶長大的”。[30]他們動不動就用納粹主義的語言侮罵其他民族，輕松地談論戰爭。在對外關系出現麻煩時，他們經常將戰爭甚至核戰爭掛在嘴邊。

　　這種教育在民族主義者內心植下了對特定民族的厭惡情感。當人們厭惡一個民族時，便很難客觀地、理性地對待這個民族。就不愿承認這個民族的優點，當兩國發生矛盾和糾紛時，不愿理解和承認對方任何的合理性。

　　這種教育還使民族主義者形成特定的思維方式。他們似乎還生活在過去的時代里，與他們的先輩一起承受著由外國帶給他們的苦難與屈辱，而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已經是“站起來”的一代，不能再容忍這種屈辱。

　　這種教育使他們形成一種不健康的受虐心理，并使他們陷入這種受虐心理中難以自拔，也使他們以一種病態的心理和癔癥般的敏感來認識和對待與一些國家的關系。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個別人的行為、個別的事件，都會上升到民族關系的角度去認識;普通的外交糾紛、貿易爭端、文化沖突，都會被政治化。他們以陰暗的心理測度別人的行為，[34]以軍事思維思考國際政治問題和國際關系問題。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總是與他們過不去，到處都是“辱華事件”或“反華事件”。他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世界上盛行的是叢林法則，強大的必然欺負弱小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他們經典的口頭禪，“弱國無外交”是他們憤怒中產生的領悟，“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是最能使他們滿足的意淫。所以他們希望國家強大，不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富足和安定的生活，而是為了在世界上不受欺負，揚眉吐氣甚至是復仇。

　　他們習慣于用今天的道德標準去譴責過去西方國家的行為，而用昨天的理論認識今天全球化時代的問題。在面對當代國際社會的矛盾和沖突時，他們自然想到的仍是殖民主義時代;而當他們想反抗他們心目中的對國家的威脅時，采用的仍是他們從教育中得知的先輩們的方式。

　　當與西方國家發生矛盾的時候，歷史的景象就會浮現在他們心頭。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心理:“讓外國人踩一下腳，就想起八國聯軍”，你爺爺就欺負過我爺爺，今天你又踩我的腳，所以舊恨新仇就一齊涌上心頭。在他們那里，外國人不小心踩他一下腳，那就是八國聯軍行為的延續。

　　四、歷史經歷和集體記憶:天朝臣民的驕傲與殖民地時代的恥辱

　　我們再來分析中國人的歷史經歷和集體記憶對民族主義者心理特征的影響。

　　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是東亞相對封閉的角落里最強大的國家，最先進的文明。古代中國將自己視為天下中心，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雖然在古代，中原的朝廷也常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欺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在實力明顯強大或自以為強大時，絕不會承認與其它國家平等的交往關系。

　　實際上，古代中國人長期將中國視為“天下”而不是萬國中之一國。中國的皇帝自居于“天下”的帝王而不是一國之君。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他的“王土”和“王臣”因在與他的權力關系上的差序而分為幾個同心圓:最內一圈是他按郡縣制的方式直接統治的地區;第二圈是納入他的權力范圍的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權的邊疆地區;第三圈是與他有朝貢關系的藩屬國;最外圈是尚沒有朝貢關系的化外“蠻夷”，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他發生交往，他就要將其納入第三圈的范圍。當代西方學者J.弗里德曼按文化上的差序或受華夏文明馴化的程度，將戰國時期的中國人的地界地圖分為由內向外的幾個層次，即:華夏(九州)——熟番——生番(內生——外生)。

　　在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外國人向中國要平等而被中國拒絕，即使鴉片戰爭后的一段時間，中國朝廷仍不承認西方列強的平等地位。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所謂“不平等條約”中，有些內容也無非是要中國承認與他們平等的地位。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屈尊進入這個體系的經歷，對中國人的感受而言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臣民的傲慢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中產生深刻影響。

　　近代的屈辱經歷使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國家主權特別敏感，很容易接受國家本位、國家至上的觀念，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對新的主權觀念和全球治理的趨勢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傳統的天朝臣民的傲慢雖然受到嚴重挫折，但卻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我們的教育也在滋養著這種傲慢心理。結果，許多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潛意識里還不能接受與其它國家的平等，在國家實力有所增強或展現出良好的前景時，自大心理和天朝心態重新抬頭。以這種自大心理回味以往受到的屈辱，也就是他們的歷史教育使他們感受到的屈辱，使他們尤其感到心痛;以這種天朝心態審視自己國家在當代社會中的地位，所受到的對待——當然是媒體告訴他們的他們所受到的對待——尤其感到憤憤不平。

　　應該指出，這種感受和心理并不完全是歷史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教育造成的。歷史只是為這種歷史教育提供了部分方便的材料。我們的教育不能完整客觀地闡述中國與外國的交往和沖突，使學生對歷史的認知產生很多偏差。它還編造出大量本民族的神話和其他民族的鬼話，來強化民族自豪感和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仇視心理，這些神話和鬼話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確認識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特點、歷史地位以及相互關系。使他們一方面滋長著虛驕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卻難以走出殖民地時代的陰影，不能以自信、開放的健康心態面對外部世界。

　　殖民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現象，在那個時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或者是殖民主義者，或者是殖民地。但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后，前殖民地國家與宗主國之間并不必然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恨。我們知道，許多前殖民地國家與前宗主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被侵略的國家與原侵略者實現了和解。中國在1980年代，也曾經與前敵對國家(如美、日)化解言和，甚至是經歷了蜜月時期。所以，歷史經歷只是經過人為的利用才會造成一個群體的心理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