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江村80歲了

費孝通的江村80歲了

2016年11月09日 11:08:17 瀏覽量: 來源:中青在線 作者:程曼祺

　　在10月23日的學術紀念會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謝立中提出，費孝通不同階段的研究，對應了四種社會學理論“本土化”的類型。《江村經濟》是研究對象的本土化，看一個中國村落，但恪守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之后的《生育制度》則嘗試修訂馬林諾夫斯基的理論。隨后的《鄉土中國》，則提出了本土概念，其中描述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影響廣泛。費孝通晚年的《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則被謝立中認為是“理論－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提出了“將心比心”等帶有強烈中國色彩的方法論原則。

　　同場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范可教授在評議環節，馬上指出謝老師的第四種本土化類型“很危險”。他說：“如果我們承認經史子集解釋社會的有效性，這是中國社會學的失敗。”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認為，費老晚年對方法論的反思，是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學術實踐的結果。費孝通看到了人與人組成社會的關鍵要素，并不在于“那些公開宣稱的、白紙黑字的、明確界定的交流方式上”，而是在于“人們日常的、細微的人際關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態以及與之有關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社會學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態”的方法，是不應該將研究對象視為一個客體的。

　　“他像小學生一樣與農民交談”

　　當紀念會場里的學者談論著費孝通的學術思想與貢獻時。開弦弓村的普通村民，更容易想起費孝通的另一重身份，“國家領導人”。

　　在改革開放之后，費孝通先后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還是老樣子：溫和而幽默，90年代有次回到吳江松陵鎮，想找找自己的出生地。結果原址上建起了公共廁所。他笑著說：“這樣也好，大家都方便。”

　　繁忙的公務，也沒有改變他從實求知的工作習慣。從71歲到90高齡，費孝通跑遍了除了西藏和臺灣的中國所有省份。

　　從美國趕到吳江開會的威斯康辛大學帕克賽分校社會學系教授王勛，多年來每次回北京都會去看看導師費孝通，不過經常發現老師不在，“他又跑去地方搞調查了”。

　　幫忙籌備此次學術會議的開弦弓村“農民教授”姚富坤，則把他在江村看到的大學者費孝通描述成一名“小學生”。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姚富坤多次接待費孝通，他也從年輕的村委會計，變成了兩個小姑娘的爺爺。

　　“他和農民談起話來，一點架子沒有，就像一個小學生。”姚富坤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費老問的是最簡單直白的問題，比如阿婆啊，你這個衣服穿了多久啊，什么材質的，做的還是買的，去年買新衣服了嗎……”

　　這看似細碎的閑聊，其實是費孝通的調查方法之一。費孝通曾對其晚年的助手張冠生說，自己不能再像年輕時那樣單槍匹馬，長期住村，但依然有辦法看一點真實的情況。

　　“我想從農民的穿衣看他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他們總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換了；我要從一個地方的煙囪看那里的工業化程度，他們總不能栽點假煙囪嘛。”

　　有時候，這位總是樂呵呵的老人，還會耍點小花招。上世紀80年代有次去甘肅定西考察時。費孝通曾聯合司機假裝汽車故障，自己犯困。等前后的車一走，他就偷偷摸到一戶農家，去看看到底什么情況。

　　自己跑不完的地方，費孝通會指導學生去調查。王勛在論壇中提到，費孝通曾逐字逐句地修改他的碩士論文，先后做了144條批注和修改意見。

　　趁老友相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楊善華教授也回憶了過去做學生時的趣事。上個世紀80年代，費孝通曾讓他在開弦弓村做一些和家庭婚姻有關的調查，寫一篇文章。“費老的眼睛真是非常非常的厲害，”楊善華說，“我所有想藏起來的不足都被他找出來了！”

　　“費老看到我寫這個大隊里多數人是男性當家，少數是女的。他問，我關心的不是多數，是少數，你能再講講嗎？我講不出來啊，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想。”

　　費孝通又看到了一對婆媳的描述，說鄰居對這個外地媳婦“頗有微詞”，費孝通就問“微詞”是些什么啊？

　　楊善華對其他老同學坦白：“唉，其實我是猜的。”一桌子的資深教授都樂了。

　　改革開放后，以敏銳的眼光和勤奮的腳步，年逾70的費孝通“行行重行行”，陸續發現了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并予以肯定和保護。

　　曾名震一時的“蘇南模式”——即以鄉鎮企業實現農民“原地城鎮化”的模式，最早即來自開弦弓村這塊學術寶地。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對開弦弓村的考察中，費孝通看到了社隊企業對農民增收的巨大作用。這和他上世紀30年代的復興鄉土工業的思路對上了。

　　在《蘇南農村社隊工業問題》一文中，他大膽地為社隊企業說話，要給社隊企業一個“社會主義身份”。

　　這種“原地城鎮化”的思路今日讀來，依然切中當下，在當時，費孝通就考慮到了西方工業化道路可能帶來的鄉村凋敝：“事實上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可能走西方工業化的道路，導致農村破產，農民被迫流入城市的后果。我國現有大城市已感到人口過多，決不能再予膨脹。要改變我國人口的農工比率，勢必使農民就在原地轉為工人。”

　　雖然“蘇南模式”，與費孝通早年在江村調查中延展的鄉村復興道路相似，但他并沒有停步于此。而是不斷發現新的實踐，不斷認識到各種模式都有局限性。

　　1986年，他在溫州肯定了當地的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這種以商（專業市場）帶工（家庭工業）的“溫州模式”，彌補了蘇南鄉鎮企業先生產、后銷售的不足。

　　上世紀80年代末，他又在珠江歸納了以緊鄰香港的地緣優勢發展“三來一補”企業的“珠江模式”。

　　到上世紀90年代，費孝通自稱“逐漸進城”，他開始把研究重心從鄉鎮轉移到大城市，思考區域經濟的發展。

　　其中影響深遠的，是費孝通對上海的地位和長三角發展前景的思考。在上海提出開發浦東時，曾有這樣兩種選擇：一是深圳式，即把上海建成一個通向國際市場的窗口，一是香港式，即把上海建成一個國際貿易金融中心。

　　費孝通認為，應該把上海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香港”，并以上海為中心帶動整個長三角和長江流域的開發。1990年4月，費孝通向中央匯報了這一總體設想，得到了同意。

　　誰能想到，和寧靜的江村一樣，擁有華麗天際線的今日“魔都”，也曾受惠于這位智者。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評價費孝通是社會學領域的“破題人”。作為少有的歷經動蕩歲月，又將學術生命延續至晚年的一代大家，費孝通的思考從鄉村復興、農民致富，到鄉鎮工業和小城鎮的發展，再到區域經濟的發展，層層遞進，格局完整。

　　在學者眼里，費孝通在多年前就開始的思考，仍是當下中國社會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最主流、最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