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江村80歲了

費孝通的江村80歲了

2016年11月09日 11:08:17 瀏覽量: 來源:中青在線 作者:程曼祺

　　費孝通的的“野馬”精神

　　在學術界，對費孝通的諸多實踐也有這樣一種聲音：學術應該遠離政治，保持價值中立。費孝通的學生邱澤奇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他也曾聽到過這種說法，甚至有人直言費孝通的調查研究根本就不是學術。

　　但費孝通一直不太介意這樣的指責。他曾多次坦陳，他研究社會學的初衷之一，便是他感到自己有義務關心占中國多數人口的、日益貧困的農民。

　　1980年，赴美接受應用人類學學會的馬林諾夫斯基獎時，費孝通發表了《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演講：“（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目的是使廣大人民對自己的社會具有充分的知識，能按照客觀存在的社會規律來安排他們的集體生活，去實現他們不斷發展的主觀愿望。”

　　10年后，費孝通80歲生日時，有朋友問他一生的志向，他馬上說“志在富民”。

　　他一生中的兩次關鍵性的去留抉擇，也體現了一種“費孝通式”的理想追求。

　　一次是1938年從英國回國。“外國人覺得奇怪，他們說你怎么回去，還在打仗啊！我說，對呀，打仗我得回去。我們就是不肯做亡國奴，不愿流落異鄉，沒有考慮過其他道路。”

　　一次是1949年，他選擇了留在大陸。在文革期間的自我檢查中，費孝通陳述理由：“我認為我過去的許多妄想在新中國依舊可能得到實現的機會。我依舊老是在想按自己的思想來改造社會……要設法使這套主張成為現實。”

　　另一方面，接受西式教育和系統社會學訓練的費孝通也同時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如北京大學張靜教授所說，是以專業研究者的角色看待中國社會的第一批人。用費孝通自己的話來說，“我們只看到了歷史事實，發明權在老百姓那里。”這和以策論、考據為治學方法的中國傳統文人也迥然相異。

　　帶著這樣的特質，中國社會學的沉浮和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之間產生了一種微妙的呼應。

　　1952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科”的社會學，在院系調整中被取消。

　　30多年后改革開放開始時，社會學又重新得到重視。

　　1979春天，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提到，社會學的研究，以前忽視了，現在需要趕快補課。而在1978年，胡喬木就登門拜訪，邀請當時還在賦閑的費孝通出山恢復社會學。這之后的1986年，在“江村調查”過去半個世紀后，《江村經濟》終于有了中文版。

　　他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第一任所長，是復建的中國社會學學會的第一任會長，也是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恢復重建的重要推動者，并擔任系主任。

　　今天，費孝通的印記已遍布中國各大社會學研究場所。在北大學社會學系的門廳樹立著他的半身銅像。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墻上也懸掛著他晚年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越到晚年，費孝通越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他不再那么強調學科分野，關注的問題涵蓋區域發展，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化自覺”，以及人與人相處的倫理秩序。

　　他常自稱是“是一匹野馬”，指自己學術跳躍很大，沒有形成系統的學術體系。這是一種遺憾，也是費孝通在多種條件下的選擇。70歲時開始恢復社會學，他笑稱自己口袋里還有10塊錢——還可以活10年。這10塊錢，他想盡可能關照到更多重要的現實問題。

　　記錄費孝通改革開放后城鄉區域發展調查的《行行重行行》，被一些人認為是散文集而非社會學研究。但費孝通認為，它在經世致用的層面站得住腳。他曾對助手張冠生說，這本書是“跑出來”的：“對基層干部會有很大的幫助，對文人、知識分子用處不大。”

　　在甘肅的黃河邊考察時，邱澤奇終于直接提出了他當時的困惑。根據考察課題，他問費孝通：“您認為讓企業把技術向周圍的農村擴散進而帶動農村的發展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嗎？”

　　在事后的回憶中，邱澤奇寫道：“也許先生看出了我的窘境，他一面笑而不答，一面讓手拿照相機的張榮華先生給我們照相。這張照片我至今珍藏著，照片上先生和我都展現了發自內心的笑容。”

　　說到費老的“野馬”精神，在這次的學術紀念會上，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方李莉分享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回憶：美國發生“9·11事件”后，當時91歲的費老對她說：“如果年輕一點，我會為這件事寫好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