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一代

留守一代

——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報告之一

2016年11月23日 15:39:38 瀏覽量: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程曼祺 胡寧

　　CFP供圖

　　春節，山村里兩輩、四位老人迎來兩個回鄉的孫女。孫女們雖在村里長大，現已走出大山有了屬于自己的生活。大孫女已經成家立業，這次帶著老公和孩子回家過年。劉飛越/攝

　　村小放學后，幾位老人帶著各自的孫子、孫女往家走。孩子們的父母都在北京、天津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孩子們常年由老人們看管。劉飛越/攝

　　編者按

　　農民進城產生留守兒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深刻復雜。農民工融入之難，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劇，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

　　無論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時外出的6100萬，還是民政部等部門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902萬，都是巨大的數字。如此眾多的留守兒童在家庭關愛缺失中成長，這是社會之痛。

　　如果說當年農村父母與孩子分離，是生計所迫，社會和個人都有其正當性，那么在我們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以后，政府財政和家庭財產都已邁過拐點，這個正當性正在削弱。兒童保護權已應超越經濟發展權。

　　今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這份高規格的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可以預見的是，留守兒童問題正迎來拐點。此時，一方面路徑漸顯，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臨攻堅，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報派出多路記者，歷時半年，采寫了這組全景報道。希望給這個世界級現象留下一個記錄，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國家頂層設計得到有效落實。

　　曾經的留守兒童蔣能杰，如今留在村子里，和自己兩歲半的兒子在一起。2016年夏天，坐在自己的農家小樓里，蔣能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不會讓孩子離開自己。

　　蔣能杰是少有的自覺抗爭者。為了不讓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大學畢業后，他成了一位獨立制片人，自費拍攝留守兒童題材紀錄片，工作室就設在農村家里。

　　蔣能杰的紀錄片已獲過各種大獎，2014年，《村小的孩子》獲鳳凰紀錄片大獎最佳長片獎。影片以幾個留守兒童為線索追蹤拍攝了6年，其間蔣能杰把公益互動做到了極致，但截至拍攝結束，留守孩子們的命運仍未有根本改變。

　　最新的摸底調查印證了蔣能杰的感覺。中國目前有902萬父母皆外出務工的16周歲以下留守兒童。全國婦聯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測算，父母有一方或雙方在外務工的留守兒童人數達6100多萬。

　　英國BBC電視臺在訪問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評論，農民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犧牲，包括犧牲孩子的童年。現代化就是一把雙刃劍，以往傷得更多是農村和農民。有觀眾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后，在影評中寫道:“應該反轉了，救救孩子。”

　　其實受傷的不僅是這些孩子，還有整個社會。上世紀90年代成批出現的留守兒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過無父(母)陪伴經歷的人約占同齡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個人群中相當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陰影，是整個社會的隱疾，負面影響正逐漸顯現。

　　更讓人擔憂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現，這可能形成代際傳遞。“該調整的時候不調整，該反哺的時候不反哺，這必將埋下更大后患”，記者采訪的多名專家這樣警告。

　　蔣能杰記得，有一次做完關于留守兒童的放映活動后，他曾和一個觀眾吵了起來。站起來發問的觀眾理直氣壯地說:“我該納的稅納了，你這個片子應該放給官員看。”蔣能杰告訴他:“你們不是沒關系的，他們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也可能影響到你的孩子。”他說著有點激動，“一個不健全的制度下，沒有誰能置之度外。”

　　社會之痛

　　蔣能杰家的黃色小樓，矗立在村頭。這棟“名聲在外”的小樓，一層是小賣部，二層的一間則是匯集了各方捐贈的圖書室。如今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蔣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見的青壯年。村子比蔣能杰小時候更空了，這個群山環繞的湘南村莊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現在，村里10個孩子中就有8個是留守兒童。蔣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員，他上小學4年級時，媽媽南下打工，10年后，爸爸也去了廣東，當了一名建筑工人。

　　1984年，蔣能杰出生的前一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松開了農民進城務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萬，比改革開放初期高出10倍。也是在1984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億多噸，增長到了4億多噸，建國以來首次出現糧食過剩的供求波動。

　　這是實行“大包干”帶來的生產力解放，但也對農業人口產生擠出效應。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當年出臺進城松動政策的一個大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初，進城風吹到了蔣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蔣能杰的父親記得，1994年前后，村子出去打工的人開始增多，到1996年，蔣能杰的母親也南下到廣州的一間玩具廠工作。

　　城鄉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從1985到2006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從1.73∶1擴大到3.27∶1。這個差距足以讓農民骨肉分離也再所不惜。

　　1994年分稅制改革，農民的實際稅費有所加重。同時，農村福利體系隨著人民公社制解體，新的福利制度又未跟上，農民的教育和醫療負擔也加重。1994年到1996年，農民種地基本不賺錢，有的甚至還倒貼錢。

　　有一年蔣能杰的母親過年回家，11歲的小兒子吃飯時說:“我8歲沒到你就出去了，我都沒有得到過母愛。”“我聽了很傷心，眼淚都要掉下來。我說，我是在外面給你們掙錢啊。”蔣能杰的母親回憶道。

　　農民向城市遷徙，產生留守兒童，各國如此，“但中國與其他國家最大的差異是戶籍制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代表Rana Flowers曾對記者說，這讓中國的留守兒童問題變得更加深刻和復雜。

　　中國的城市戶口附著了住房、醫療和教育等諸多社會權益，不是城里人就會遇到種種限制，讓你待不住留不下，尤其是孩子入學，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分居城鄉成了許多打工家庭的無奈選擇，也由此誕生了無數骨肉分離的痛苦記憶。

　　問答網站知乎上曾流傳一篇講述留守經歷的萬字長帖，迄今已收獲了3000多個點贊。作者這樣寫道:

　　每次從城里回來，都要一個星期療傷，我不停地哭，很多次心痛到無法呼吸。默默吃飯的時候也忍不住啜泣，這會招來外公的大發雷霆，他大概不懂或者是因為無能為力。

　　有一次我爸媽說要回來看我，從得知消息的那天起，我就坐在院子里望著馬路上的大巴車，當我察覺到大巴車好像速度慢下來的時候，我就屏息凝神，而當它從我面前駛過，我內心又布滿失望，然而，沒走幾步，它好像停了下來，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但是最后卻發現，下車的并不是父母。這種情緒上的起伏時常折磨著一個不到10歲的孩子。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爸媽回來看我，我晚上總是會摟著媽媽問她，能不能再多待一個太陽升起的時候?她說，只要我把課文背熟，她就會回來。

　　所以，小時候語文課本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背得滾瓜爛熟。然而，她并沒有回來很多次。

　　有一次，我弟弟過生日，那天下著大暴雨，早上上學時外公告訴我，爸媽今天會回來，我記得那天中午最后一節課是一個小測驗，我拼命做題，提前交了卷，冒著大雨往家里奔，但，當我回去的時候，爸媽已經帶著弟弟剛離開。我追著車子奔跑，邊跑邊哭，這種感受，實在太痛苦了。

　　誰又不想把孩子帶在身邊呢?實際上，相當數量的進城務工家庭嘗試過讓孩子進城生活，但大多數孩子最終還是返回家鄉，成為“回流兒童”。據公益組織歌路營統計，現有寄宿學校中回流兒童已占到22.5%。

　　“來回拉鋸，其實給孩子帶來的心理傷害更大。”專家們寫道，“那是更深的一種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