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一代

留守一代

——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報告之一

2016年11月23日 15:39:38 瀏覽量: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程曼祺 胡寧

　　后果漸顯

　　2010年3月的一個上午，18歲的田玉從富士康龍華宿舍的四樓跳下，當時她剛來富士康1個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發現自己左腰部以下癱瘓。

　　作為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標桿，而“連跳事件”更讓這個大陸最大出口企業在中國經濟起飛史上，留下沉重一筆。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試圖在富士康廠區自殺，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傷。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輕，定格在17歲到25歲。

　　富士康嚴苛的工作環境和軍事化管理首先被歸因。蔣能杰的助手王明飛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說:“工作的地方，就是一個流水線。大家穿著防塵服，只露出兩個眼睛。我們不能說話，面著面上了一個月班，不知道對方是誰。很恐怖。” 王明飛很郁悶:“下班時，出廠門黑壓壓一片。宿舍分兩班，即使休息時，也很難和別人說上話。這樣生活。沒病也會憋出病來。”

　　深圳心理咨詢行業協會會長鄒光宇發現，在自殺現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龍華廠區，當時的40萬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其中許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兒童”。 鄒光宇發微博說，“上一代農民工一般比較能吃苦抗壓，而這一代年輕人尋夢理想一旦破滅，就意味著巨大的心理災難。 這是一個需要呵護的心理弱勢群體。”

　　基于3500多份調查樣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建華和清華大學的黃斌歡也發現:“相比同齡非留守群體，有留守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更難適應高強度和高重復性的簡單勞動。”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飛，從記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據他的觀察，工友許多跟他一樣是爺爺奶奶帶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適應。“有的靠喝點酒、唱歌排解壓力。有的就談戀愛。那種環境下，有愛情滋潤還好一點，萬一感情出了問題，就會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經的留守兒童，在湖北農村由祖母撫養長大。在蘇醒過后，她對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教授講述了跳樓的緣由:由于曾調換過廠區，工資卡交接出現問題，她未能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在往返交涉后，工資仍沒有著落，那時她用完了帶到深圳的錢，手機又壞了，無法跟深圳的表姐聯系。

　　“我很絕望，腦袋一片空白。”這是她跳樓前的心情。

　　“田玉麻煩并不大，如果有一點外界幫助，也不至于走上絕路。” 潘毅說，“可是在最焦慮的時候，她卻沒找到任何支持。”

　　“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需要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則就會產生孤獨、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嚴重者會發生心理上的崩潰。”安徽師范大學何海波在其論文中寫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慮，“一方面，童年時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們應對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較差。另一方面，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剛剛離開學校或者家鄉，還沒能建立新的社會關系支持網絡。”對于田玉來說，在最后關頭，她甚至沒有得到來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里不直接聯系，實在有事就通過表姐，與表姐失聯，就切斷了所有親情援助。

　　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閡，體現在許多留守兒童身上。在記者采訪中，時常聽到這樣的傾訴:“12歲以后，我就不會讓我媽洗內衣”，“進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張床上，感到特別不自在” “我從來都只叫‘媽’，叫不出口‘媽媽’——”

　　“許多父母認為孩子還小，有爺爺奶奶照顧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來，那個時候才重要!可那時候你已經喪失了跟孩子建立親子關系最關鍵的時期。”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喬東平說，“那時再來建立親密關系就很難了，這些孩子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會擴展為更大范圍的人際隔膜，從而對外界關上心門。在張旭東等學者對留守兒童的調查中，有17.6%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是自己。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中國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線上，都有這樣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這是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大隱患。”鄒光宇說，“社會必須正視這個事實”。

　　在一所鄉村學校進行沉浸式采訪后，報告文學作家關軍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經過100天的鋪墊，即將離別的時刻，關軍安排了跟留守學生一對一的交流，他看到了“貝殼張開”的時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開堅硬的保護殼，露出不輕易示人的一面。說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們常常哽咽，一邊哭，一邊摳桌角，或撕扯紙片。

　　“就像一只只貝殼以一定的角度張開，或大或小，我短暫窺見了孩子柔軟的內心世界。”關軍說，“雖然孩子們一出門，很快又變回了原樣，貝殼已經合攏，就像什么都不曾發生。”

　　現在，關軍確信:留守兒童問題不是臆想，它是一個真實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