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一代

留守一代

——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報告之一

2016年11月23日 15:39:38 瀏覽量: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程曼祺 胡寧

　　邁過拐點

　　在知乎上，大多數講述者最終表達了與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兒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當年的選擇。7歲就開始留守的陳希寫道:成年之后，和父親的關系有所緩和，也意識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們的局限。“原諒他們的局限就像原諒自己的出生一樣，是和解的開始。”

　　對于父輩的出走，葉敬忠稱之為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沒有聲音強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來又怎么辦?”葉敬忠說，“不要在道德上指責他們，在當時，他們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夠的正當性。”

　　然而，隨著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怎樣對待留守問題，社會輿論開始出現反轉。“這是因為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矛盾激化的‘雙刃效應’日益凸顯。”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分析說:“體現在留守兒童問題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質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狀況不斷優化;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生存環境，包括家庭環境持續相對惡化，尤其是留守兒童惡性事件近年成爆發之勢。”

　　2015年的“6·9事件”是個標志性事件。當年6月9日，貴州畢節一個家庭的4個留守兒童集體服毒自盡，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據民政部社會事務司未成年人保護處林依帆透露，這個事件直接推動了國務院高規格文件的加快出臺。

　　2016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這份史無前例的高規格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動作?因為留守兒童問題已經到了某種臨界點，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我們經濟發展有何意義?”林依帆說，“留守兒童問題拖不起，也等不起，我們要以最大的行動去破解這個問題。”

　　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邁過拐點，政府已有實力來兼顧一些社會福利。”陸士楨是個堅定的“兒童優先論者”，她引用美國經濟社會學家澤利澤的話說，孩子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和道義上的“無價性”，對待兒童，“需要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一個非常規的市場，由非經濟的標準來規制。”

　　陸士楨說，目前頂層設計已經有了，需要做的是讓它能落地。具體地說，主要就是建構留守兒童救助和保障機制，重點確保資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體系，強化監護監督運作力度;全社會多方合作，讓留守兒童的關愛扶助制度化。

　　農村人均收入也已邁過拐點。“2015年，全國農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現在許多村子里小樓林立，小車也不少。”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說，“打工父母離開孩子的正當性在消弱”。

　　即便是畢節四兄妹家，家里也起了小樓，出事前存折還有3000元存款。“可哥哥卻在遺書里寫‘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孫宏艷說:“是什么讓一個13歲的孩子如此絕望?這個質問希望他們父母能聽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兒童的家長能聽到。”

　　2014年底，蔣能杰拍完第三部關于留守兒童的紀錄片《初三》后，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拍攝這個題材。在這之前，他的紀錄片已經很有影響，伴隨的公益活動也做到了極致，各種采訪和捐贈紛至沓來，美國俄勒岡州的大學生也到村里來調研。

　　因為影片中講到過上學交通不便，湖南衛視甚至給村里贈了一輛校車。但是當地道路太窄，安全是個很大的問題。后來，路修好了，當地政府卻無法負擔校車司機和汽油開支。 “作為一個獨立紀錄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 蔣能杰當時說，也許今后拍攝的紀錄片會跟商業體制靠攏。

　　然而才過了一年，蔣能杰又掉頭回來拍攝一部留守兒童題材的劇情片。這一年關于留守兒童發生了許多事情，有好的，有壞的。敏感的他感覺到，也許一個向好的拐點真的快來了。他決定還是要做點什么，讓他的兒子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